| 发现南京地下之美 独家-东方独家

南京考古2016年度成果展近期在南京朝天宫南京市博物馆开幕。这引起了《东方》编辑部的关注。这次展览的缘起是什么？想要带给观众怎样的体验？南京的地下又有着怎样的美丽与哀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展开了本期的专题。
看展
南京地下都有什么？
编撰：秋月
6月10日是调整后的我国第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发现金陵地下之美——南京考古2016年度成果展”在朝天宫揭幕。展览集中介绍了2016年度南京十项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并展出了200余件新出土的珍贵文物。
悠久的文化历史
近年来，南京城市建设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南京市考古所每年承担的配合性考古任务也随之激增。2016年南京考古工作的总量比往年又增长了158%，李爱静全年共承担各类考古项目246项，完成勘探面积738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05万平方米，出土各类珍贵文物3500余件。本次展览推出的江宁区秣陵镇中庄周代遗址、高淳区夏家塘春秋土墩墓遗址、雨花台区冯韦村后山头六朝至明代墓地、雨花台区铁心桥吴尚村孙吴墓葬、雨花台区西善桥梅家山东晋墓地、栖霞区尧化街道翠林北路南朝墓葬、秦淮区白下路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六朝园林遗址、雨花台区天隆寺西晋至明代墓葬、秦淮区裘家湾明代通济门瓮城遗址、栖霞区官窑村明代官窑群遗址等十项新发现，涵盖了南京地域文明演进的主要阶段，遗迹丰富，遗物精彩，堪称2016年度南京考古收获的精华，为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新物证。

本次展览亮点纷呈，比如雨花台区冯韦村后山头发现的3座唐墓，墓主为贞观年间毛氏家族，三墓规模宏大，结构精良，不仅是南京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唐墓，在整个南方地区也极为罕见。墓中出土的胡人俑、马俑、骆驼俑等陪葬器物多达数百件，成组分布，呈现出昂扬向上的大唐气象；秦淮区白下路市工人文化宫地块发现的大型石构遗存，去年曾被网友误传为“谢安墓”，此次展览将其明确定位为东晋晚期至南朝时期建康都城中的贵族园林遗迹，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雨花台区天隆寺塔林是南京一处重要的名胜古迹，现存多座明清高僧的塔墓，去年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此新发现了多座明清墓葬，不仅有高僧的墓葬，还发现多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太监墓，生动展示了明代太监“依寺建坟”的历史习俗。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玉腰带、龙头镶宝石金带钩、青花瓷盘、象牙筷等精美文物，使人们可以一窥明代南京宫廷生活的情况。位于栖霞区摄山街道的官窑村2016年通过考古勘探发现了近百座大型砖窑，从中出土的明代城砖残件上清晰地带有“应天府上元县”铭文，从而证明南京明城墙所用的大量城砖，不仅来源于江西、安徽等外地府县，南京本地也拥有重要的大型官营烧造基地。该遗址的发现有望在南京明城墙申遗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江宁区秣陵镇中庄周代遗址
遗址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中庄，2016年1月为配合南京交建局建设项目调查勘探时发现。该遗址为台形遗址，现存面积8000余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达3.5米。南京市考古研究所于2016年8月联合郑州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共同对遗址西半部进行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发掘清理出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文化遗存，包括灰沟2条，灰坑6个，柱洞153个，积石坑3个。出土石刀、石锛、铜刀、陶鼎、陶豆、陶鬲、陶甗、原始青瓷、印文硬陶罐等遗物。发掘表明，该遗址为一处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址，遗址性质并非单纯的居住基址，可能与手工业作坊有关，对于认识南京湖熟文化时期的社会状况、文化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高淳区夏家塘春秋土墩墓
土墩墓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永城路以东、双高路以南，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9座，祭祀堆积1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出土了铜鼎、铜锛、铜箭镞、瓷碗、瓷钵、陶罐等随葬器物，时代为春秋早期至中期，为研究宁镇地区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该土墩墓为一墩多墓，其中5座墓铺设有石床，在江苏地区为首次发现，应为当地贵族阶层的葬地，对于研究土墩墓的葬制及当时的政治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雨花台区冯韦村后头山六朝至明代墓地
后头山墓地位于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冯韦村。南京考古研究所于2015年和2016年两次进行发掘，共发现墓葬30余座，出土各类遗物标本近300件。其中东晋墓5座、南朝墓3座、唐墓3座、宋墓及其墓园建筑1座、明墓2座。
后头山在东晋至明代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分别被五个时代多个家族利用，形成一处集中分布、排列有序的墓地。其中，5座东晋墓是研究六朝家族墓葬的重要案例，M1墓主张迈可能为晋梁州刺史张光之子；南朝墓葬排列整齐、砌筑规整，墓主可能是齐梁高级贵族；三座唐代家族墓，是南方迄今发现唐代品官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为研究唐代建筑艺术，重新探讨南京唐代历史地位提供了重要材料；宋墓与墓园建筑关系独特，也是南京地区首次发现；明代墓葬的墓主根据出土墓志，官职为锦衣卫指挥佥事。

雨花台区西善桥梅家山东晋墓地
墓地位于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梅山村。2016年3月10日由文物保护志愿者发现，2016年5月南京市考古研究所通过勘探发现砖室墓2座，随即进行考古发掘。两墓并排，属于同一家族，未经盗掘，出土器物有酱釉鸡首壶、青瓷带盖罐、盏、陶盘、耳杯、铜钱等。两座墓葬时代均为东晋，形制保存完整，推测为夫妻合葬墓，为研究东晋时期墓葬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学资料。

秦淮区白下路市工人文化宫六朝园林遗址
遗址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257号，2016年8月至12月为配合市工人文化宫建设对该地块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此次考古发掘点位于六朝建康都城的东面、青溪近侧，发现的遗迹有灰坑、井、路等，其中以六朝大型石构遗迹最为重要。该遗迹占地面积大，造型曲折，初步推测与东晋晚至南朝早期的士族园林有关。这是迄今六朝建康都城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园林遗存，对系统研究和鲜活展示六朝建康都城具有重要价值。

雨花台区天隆寺西晋至明清墓群
天隆寺明清墓群位于南京南郊石子岗，隶属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天隆寺始建于明初，称“天隆极乐寺”。2016年7月至11月，为配合天隆寺复建工程，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六朝至明清时期墓葬48座。其中的明清墓葬最为重要，共计15座，包括塔墓、骨灰墓、茔园墓等。其中塔墓和骨灰墓的墓主可确认为明清时期天隆寺的僧人，而茔园墓和砖室墓的墓主大都为明代宦官。这批墓葬大多保存较好，出土文物精美，是明代南京宦官依寺建坟的生动实例，充分揭示了天隆寺塔林遗址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栖霞区官窑村明代官窑群遗址
遗址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摄山街道，2016年7月至10月，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工作，发现各类古代文化遗迹174处，其中窑98座，墓葬66座、烧坑10个。目前已发掘13座窑，多为明代窑。根据窑的形状，可分为圆形、马蹄形、长方形和梯形四类，其中圆形窑的数量较多，均见火膛、窑床和烟道等结构。此处发现的窑址，是南京已发现古窑遗存中数量最多、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窑址群，可以确定与南京明代城墙砖的烧制有关。

秦淮区裘家湾明代通济门瓮城遗址
遗址位于秦淮区龙蟠中路以西、白下路以南的裘家湾广场，南京市考古研究所于2010年和2016年初发掘300平方米，新发现平面呈“∠”字形条石砌筑的城垣基础，分为西墙和北墙。西墙发掘长度11.10米，北墙发掘长度19米。
明通济门瓮城地面部分已于上世纪被拆除，此次发现的墙体为通济门瓮城西北角城垣和由北向南第一重城垣的西部，是明代南京城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2010年发现的通济门城垣遗存连为一体，为通济门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策展人面对面
李翔：我们用最通俗的方式为你打开考古之门
编撰：秋月

李翔：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综合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东方：这次展览的缘起是什么？为什么想到将一些还未经分析的考古新发现以展览的形式向大众推出？
李翔：这两年，从全国来讲，公众考古比较热。之前南京的考古没有把自己的成果推广出去，及时将成果跟社会大众分享。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我们的工作汇报给市民，汇报给群众，让他们了解什么是考古，考古究竟是干什么的，考古的目的是什么。一直以来，很多老百姓认为考古就是挖宝，我们要改变他们的这种观念，考古不是挖宝。现在这些展品，只有极少数，从通俗观点看，可以称为宝贝。它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对研究我们南京的文化起源有深刻的意义。比如，江宁区秣陵镇中庄周代遗址出土的文物，对于认识南京湖熟文化时期的社会状况就很有意义，另外高淳区是两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这些都是南京较早时期的人类生活模式。在汉以前，南京基本上是空白的，像秣陵中庄遗址这类的大型湖熟文化遗址较为少见，另外两周时期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也非常少。
东方：看到很多地方讲2016年是南京的考古大年，为什么说2016年是南京的考古大年呢？
李翔：其实我们每年都有这么多成果，只是以前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向大家展示，现在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告诉老百姓我们是干什么的，让他们更加了解我们，也增强他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东方：这次展览在南京考古界或者说全国考古界有着怎样的意义？
李翔：这次的展览非常有意义，是对南京考古的宣传和推广，全国各地的同仁都打电话来，说我们这次展览很好，他们也想搞类似的考古成果展，以后我们也希望陆续推出让志愿者到工地去这样的公众考古的模式。展览的意义主要是推广和普及，向老百姓普及文物保护的知识，主要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考古人办考古人的展览，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老百姓了解。
东方：这些文物中，您觉得最有意义的文物是哪几件？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李翔：首先是这个青铜鼎，因为南京两周时期的青铜东西不多，而且这个是北方来的东西，体现了两周时期南北文化的融合。今年是鸡年，这个酱釉鸡首壶也很有象征意义。还有唐代的釉陶俑，南京唐代的东西很少，尤其是有纪年的墓，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少见的。这些展品都是我们考古人自己设计、挑选，自己摆上去的，很朴实，没有一些花哨的东西。
东方：这些遗迹，金陵地下之美是怎样被发现的？
李翔：基本都是在文物考古勘探过程中发现的。
东方：在您看来，怎样才是做到“超前考古、开放考古、主动考古、科学考古”？

李翔：现在我们在向这几个方面努力。从科学考古来说，以前我们是自己把（文物上的）土剔掉，现在是和科研单位合作，对文物进行分析，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超前考古就是，卖地之前先勘探，如果有重要东西，就把这块地保护下来，这就是超前考古，防止工地建设施工已经开展，再做考古，那就麻烦了。像天隆寺墓群、工人文化宫六朝园林遗址等这些遗址就被保护下来了。
开放考古就像我们这次展览，把考古的东西给公众看。主动让外面有实力的单位，到我们南京来考古，也是开放考古。一个向公众开放，一个向行内开放。
主动考古就是我们未来要多做些课题性项目，比如南京人类的文化从哪里来，向哪里发展，它是怎样的脉络，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哪些地方的因素等等。
策展人面对面
苏舒：在最深处发掘南京地下之美
编撰：南漂

苏舒：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
东方：秣陵镇中庄周代遗址，大概是怎样的一群人居住在那里？
苏舒：这个目前还不太清楚，因为本次发掘没有发现任何带有铭文、能够证明家族或归属的线索。
东方：这批周代文物南邮图书馆，与更早、更晚或周边地区的文物之间，有没有何种联系？
苏舒：目前这方面尚在研究，我们的龚主任负责这一块。发现的遗址属于湖熟文化，其时间最早可能在周代，但整个湖熟文化的面貌并不十分清楚。
东方：这批周代文物中，有部分是石器，那时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吗？
苏舒：这倒不能这么说，石器时代指史前，周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了，只不过当时有些生产、生活用具还没有那么先进，还需要借助石器。
东方：文物中陶拍的用途是什么呢？

苏舒：陶拍是制作陶器时所用到的工具，古代有些陶器会有纹饰，比如网格纹，再比如点状纹等等。使用陶拍在陶器的表面进行拍打，就会形成上述的这些纹饰，为古朴的陶器增添几分美感。
东方：本次出土的唐墓随葬品有何特点？

苏舒：这座墓葬中出土的釉陶器在南京地区十分罕见，和洛阳出土的同时期釉陶器较为相似，当时洛阳附近能够烧制类似陶器的窑比较多，但目前尚未发现南京有类似的窑，墓主人很可能是从北方来到南京的达官贵人。我们的同事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块带铭文的墓砖，上面提供了少量有关墓主的信息，但是由于铭文保存状况不佳，因此墓主人的身份、官职等等信息还不能完全确定，还需要查阅相关文献。
随葬的釉陶，其表面也有釉，但是它的胎质相对疏松。与瓷器不同，釉陶烧成温度较低，一般在800℃左右。它的开片与哥窑的开片不同，并非刻意人为，可能是技术不成熟导致的。
东方：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六朝园林遗址中出土了宋代瓷器，为何前朝的遗址中会有后代的文物？

苏舒：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从考古地层学来看，由上至下包含了从近现代至早期的各个地层。因此，这几件瓷器出土于宋代地层中。这几件瓷器确实保存得很完整，而一般遗址中的瓷器很少有保存如此之完好的情况，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多数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墓葬的空间相对封闭、独立，如果不被盗扰，文物保存相对完好。
东方：天隆寺墓葬群为何有多个朝代的墓葬？
苏舒：通俗地讲，古人相信风水，而这块区域所处的雨花台一带在古时多为丘陵地带，古人常会将其墓地选在山坡处，成为各朝代的墓地首选。
史上最全南京地下地图
文：扎西·刘
图：
沈石驹、阿潘、
葛建中、高云霞

六朝金粉，十代烟华。南京的历史有过浮华，有过沉醉，过多的是仓促的收敛。有城市评论，给南京戴了个中国最伤感城市的帽子。中国多少个城市，南京就是最伤感的么？我认为南京叫沉重，叫忧郁，但绝对不是伤感。
伤感只是个极其人文的词藻，它体现在一个城市的精神和文化里。南京这个城市很炫，有过大起大落，但始终都站在文化的前列，不曾落后过。文化的骨子里有着帝王的大气和市井的繁华，对于这样一个经历太多往事的古都来说，一切的一切都显得苍白。
站在城墙下，站在湖边上，站在江岸上，很多时候，人是会沉默的，脑海里的历史沧桑，终会让你语噎。南京留下的文化遗产除了寺庙文化与享誉世界的城墙外，还有遍布在城市中的墓葬文化。虎踞龙盘之地，安葬了许多王侯志士与文人墨客，其中一些并不为人熟知。


许多外地来南京游玩的人都要花上一半时间去“墓地”游，南唐二陵、孙权墓、明孝陵、中山陵、廖仲恺何香凝墓等等，南京知名的墓地遍地皆是。
玄武波平，明城墙固，拂去疑问，南京依旧。南京为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首都。历史上的名人的陵墓在南京的有：孙权、朱元璋、徐达、郑和、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陶行知等，还有在南京建都的各朝皇帝，陵墓几乎都在南京。
我们本着逝者为大的传统精神，在城里城外按照年代，寻访了多处名气盛大或不为人知的名人陵墓。不论他们在历史上的功和过，甚至是罪人，还是要在清明时分里，祭奠下躺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名人。
史前
早期的公墓
早期的公墓叫“义冢”。公墓，即公共的墓葬园地。根据考古发掘，从原始社会开始，南京就有公墓形式的墓葬存在。考古学家在现今的北阴阳营、浦口三河乡营盘山北坡两处遗址都发现了原始社会带有公墓性质的氏族墓地。
到了宋朝，官府公开设“漏泽园义冢”，也就是公墓，埋葬因战乱死亡而无人认领的尸体，或埋葬因为家贫而无钱买坟地的死者。南宋时，朝廷在建康（也就是南京）的九华山龙光寺设立了公墓，埋葬死去的贫民。
明代，官府则在南京的凤台门外设义冢公墓，仅向家中有人死亡而无钱卖坟地的穷人收取少量安葬费用，有的甚至不收取费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一万七千多具太平军士兵和南京百姓尸体被丛葬于灵谷寺、安德门等21处。
在民间，这些集中的埋尸场所被称之为“万忠墓”“暴尸冢”，其实也是公墓形式。到了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南京四乡皆有义冢公墓，而以城西北的空旷地最多，大多数公墓由金陵救生局、继善堂、施材局等慈善机构设立。
汉 朝
蒋子文

蒋歆，字子文。扬州人，汉末为秣陵尉，追逐强盗至钟山脚下，战死后就地埋葬于山北。到了东吴初年，有官员看见蒋子文在大道上乘坐白马、手执白羽扇、侍从左右跟随身旁，和生前一模一样，皇帝赶忙为蒋子文立庙堂，并将钟山改名蒋山。白马村、蒋王庙遗迹留作为地名，还保存至今。而今天的白马公园就是以他的典故命名，并造子文阁以示纪念。
他嗜酒好色，却认为自己骨相清奇，死后将会成神，蒋子文后来在平乱中殉职。后来，蒋子文果然多次显灵解救旱灾，于是孙权封他为钟山之神，并将钟山改名为蒋山。据说后来又曾在淝水之战中展现神迹。故南朝皇帝对蒋屡屡封赠，在南齐东昏侯时，甚至被封为帝。民间传说，他后来被改封到了阴间，成为十殿阎罗的第一殿秦广王。
三 国
孙 权

孙权是第一位葬于南京的帝王，在明孝陵前有座土丘，原名孙陵冈，是三国时吴大帝孙权的葬地，亦是南京地区最早的六朝陵墓。孙陵冈还葬有孙权的夫人步氏和后妻潘氏，宣明太子孙登也葬在孙陵附近。
明初朱元璋建孝陵时，主持建陵工程的中军都督府佥事李新，曾向朱元璋建议把孙权墓移开，朱元璋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留着给我看门吧！”这样在建孝陵时，仅将孙权陵前的石麒麟迁往别处，孙陵仍在原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东 晋
司马睿

公元317年，逃亡江南的西晋皇族司马睿被拥戴在建康（今南京）当皇帝，建立东晋政权。南京大学北园中有一座东晋双室砖墓，总长8.04米，东西总宽9.9米，由墓门、长甬道、近方形主室、侧室甬道和长方形侧室等部分构成。此墓历史上虽遭多次破坏，然结构大体清楚，墓葬形制的时代特点明显，所葬二人分别是元帝司马睿及被追尊的虞皇后，侧室内葬人可能是明帝生母豫章郡君荀氏。
南北朝
宝志和尚

南京东郊灵谷寺，寺旁有一座著名的三绝碑。哪三绝？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绘的宝志和尚像、大诗人李白作的像赞、大书法家颜真卿写的字。宝志是六朝时代的高僧，吴道子根据佛经记载和民间传说，给他画了这幅像。
远看碑上的宝志像，手和脚都跟一般人不同，活像是鸟爪子。碑上的宝志像，肩膀上扛着一根禅杖，杖头上挂着剪刀和尺子，手上拿着指尘。这些东西，样样都是有寓意的。剪刀修剪过的东西，不是“齐”的吗？尺子不是用来“量”东西的吗？这不就告诉人们，宝志和尚是六朝齐梁时代的人吗？
相传梁武帝萧衍最佩服他，尊他为国师。宝志像，禅杖上还挂着一面镜子。镜子是明亮的。怪得很哩，到了明朝，朱洪武不让宝志和尚安生，他要在这块风水宝地营建孝陵，硬是下令连墓带碑搬家。三绝碑于是就搬到了灵谷寺旁边。
梁武帝

“道可治身，佛能治心，儒而治国。”这是梁武帝的名言，他非常注重佛教的传播，最终饿死于台城。台城位于玄武湖南岸，鸡鸣寺之后，东端与明都城相接，西端为一断壁，这段城全长近300米，外高在20米以上。台城为六朝时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后宫禁城，代表了“六朝金粉”的兴衰。唐代著名诗人韦庄曾在此凭吊：“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句脍炙人口。台城也是名吃南京板鸭的发祥地。
梁武帝萧衍乃是西汉开国功臣萧何的后人，梁大同十二年（546年）侯景之乱，梁武帝饿死台城，皇体被下葬于江宁区秣陵同夏里三桥宅。墓地的地形，正北方不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正南方则是一片开阔地，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此处的风水相当不错。
《梁书》中的记载，“宋孝武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所以大墓所在地正是梁武帝老家。墓周围有约一米见方，厚达0.5米以上的石块，在凹形正中间雕刻有双爪双角的走兽。墓葬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而“墓顶石”的造型乃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六朝墓中所罕见的。该墓没有被盗过，保留有相当丰富的陪葬品，这对南京的六朝考古将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
唐 朝
高僧玄奘

九华山公园位于城东，是钟山余脉西走入城的第一山丘，北隔明城墙，毗邻玄武湖。临湖一侧陡峻如削，像一只倾覆的行船，古称覆舟山。山中有寺，山顶有塔，山畔有湖，山下有城。
唐代高僧玄奘，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宋朝时金陵天禧寺和尚可政法师从陕西得到唐僧顶骨，迎回金陵，并在天禧寺东冈建石塔，归瘗顶骨。明代又专门建了三藏塔，但毁于清代。抗战时，日本人想把唐僧顶骨盗走，激起极大民愤。后来汪伪政府在九华山建了一座三藏塔，将唐僧一半顶骨安入，侥幸留了下来。解放后收藏在灵谷寺玄奘法师纪念堂内，现归寂于九华山三藏塔内。
双女

“人鬼情未了”，在南京高淳固城镇李家村附近有个双女坟，每年都有来自韩国的游客前来拜祭，让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变得不同寻常。唐代诗人崔致远是现在的韩国人，曾与“双女”结缘，并写下《仙女红袋》佳作，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双女坟坟冢呈椭圆形，高出地面2米左右，占地近一亩。该墓距今约有1250多年，但保存尚好。有砖石砌成的墓室，并置有双开青石墓门，后有两列甬道，直对月牙形的水塘，山水相映，墓地清幽。
墓中长眠的两名才貌出众的少女，与韩国才子崔致远的奇遇，在中韩文坛上流传着一段千古佳话。崔致远，字孤云，12岁来唐求学，18岁中进士，为官8年多，于唐中和四年28岁时回国。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个人文集的大学者、诗人，被尊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百世之师”的称誉。
唐乾符年间，溧水县尉崔致远巡查来到花山，前去凭吊古迹双女坟。风流倜傥的少年尉官，面对旷野孤冢，遐想联翩，不禁贸然地用戏谑的口吻，题诗墓门：“谁家二女此遗坟，寂寂泉扃几怨春。形影空留溪畔月，姓名难问冢头尘。芳情倘许通幽梦，永夜何妨慰旅人。孤馆若逢云雨会，与君继赋洛川神。”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夜，果梦二女翩翩而至，感谢书生题诗寄情。书生不胜欣喜，遂捧出佳肴美酒，邀其痛饮畅叙。席间诗来词往，互吐爱慕之心。至情深意密时，才子佳人同枕共衾，喜结连理。
一梦醒来，竟是人鬼相恋成婚，崔尉颇感惊异，遂作长诗《双女坟》追记梦中情景。由于梦境真切，相思难尽，后又继作《仙女红袋》。“双女坟”，是促进中韩文化关系的一座桥梁，具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内涵，非一般之古墓葬。千年之前，就受到人们的关注，被列为“古今名贤游览之所”。
南 唐
李昪、李璟

南唐旧梦，山河永寂。南唐二陵位于南京市南郊祖堂山西南麓的高山之下，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开国皇帝先主李昪与中主李璟的陵墓。若从远处综观群山，形如一条巨龙，祖堂山乃龙首，二陵正位于龙口位置，显然，这是精心选择的皇家风水宝地。
南京东晋、南朝帝王陵墓和大族墓地，现存在南京及附近，共31处。陵墓的建造规划讲究“望气”和“风水”，一般背倚山峰，面临平原，这种制度直接影响到后世的葬制。
南唐二陵依山为陵相距约100米，李昪及皇后宋氏的合葬陵居东，称为钦陵，建于公元943年。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合葬陵居西，称为顺陵第一等傻女，建于公元961年。
李昪陵因建于南唐国势强盛时，故规模较大随葬品较丰富，而李璟陵则建于南唐国势衰弱时，相比弱势了许多。但李璟颇具文学才华，他的词绮艳婉约，如“细语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等佳句至今为人称颂。
墓前神道上还多设有石兽、石柱、石碑等陵前石刻，雕刻十分精美。墓葬均为砖室结构，墓门均为石砌，门额呈半圆形。墓室的墙壁还使用了花纹砖和嵌砌大幅砖画，这是在东汉画像砖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细看发现壁面上用砖砌或石雕成梁、桥、柱子和斗拱，再用石青、石绿、储石和丹粉等矿物质颜料在其上绘以鲜艳的彩画，图案多作牡丹、莲花、宝相、海石榴和云气纹等。这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附属在柱枋部分的彩画遗迹，在建筑史和艺术史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北 宋
王安石

半山园，中山门北白塘，现为海军指挥学院院内，为王安石故居。宋元丰七年
（1084年），王安石奏请舍所居宅第为寺宇，宋神宗赵顼赐名“报宁寺”。宋时这里当城东七里，距离钟山也是七里，正好是半途，因称半山寺。王安石因新法被废而悲愤死去，葬半山寺后，改为半山园。
南 宋
王 德

王德，南宋抗金名将，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卒于南京，葬于城北郊燕子矶下庙村伏家桥。墓前现存石碑、石虎、石羊各1尊，石马2尊。碑高约4米，宽1.26米，厚0.28米。石兽形象生动，有立、有跪，雕凿精致，是宋代石刻珍品。墓碑浮雕盘龙下衬云纹，碑文为傅雳楷书“宋故赠检校少保王公神道碑”，主要记载了王德的生平事迹。
杨邦义

公元1100年，南宋大臣杨邦义为金兀术所俘，至死不降，被金兵残酷杀害，就在雨花台杨的遇难地，今有碑记。杨邦义与文天祥同为江西吉安人，文晚于杨，以杨为师，写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明朝
朱元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合葬于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明孝陵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翌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称“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整个孝陵建成历时30余年。
陵区内的主体建筑和石刻有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包括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保持了陵墓原有建筑的真实性和空间布局的完整性。特别是明孝陵的“前朝后寝”和前后三进院落的陵寝制，反映的是礼制，但突出的是皇权和政治。
明孝陵其陵寝制度既继承了唐宋及之前帝陵“依山为陵”的制度，又通过改方坟为圜丘，开创了陵寝建筑“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明孝陵的帝陵建设规制，一直规范着明清两代500余年20多座帝陵的建筑格局，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不过，朱元璋到底是否真的葬在孝陵内，现在并没有学者能说“一定”二字。在南京民间，连小孩子都知道这样的传说，朱元璋下葬那天出现了“迷魂阵”，就是南京的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为什么要这样？是为了干扰视听，防止有人盗墓，而有意隐藏先人埋葬地点。
在葬后不久即传出，朱元璋不是葬在孝陵，而独葬朝天宫。就是今天南京王府大街向南千米右手旁边的朝天宫，具体地点是“世传三清殿下为明祖真葬处”。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全祖望在《从朝天宫谒孝陵》称，明孝陵仅是朱元璋的衣冠冢，而真正阴间“睡觉”的地方在“宫”(朝天宫)。
徐达

明朝开国元勋徐达，早年随朱元璋起义，屡建战功，封魏国公。徐达墓位于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徐达墓坐北朝南，面对钟山，墓园规制宏伟。神道长约300米，入口处正中竖立着“明中山王神道”牌坊，高8.95米、宽2.2米、厚0.7米的神道碑，下承龟趺，是明代功臣墓中规格最大的一方，碑文是由明太祖亲自署名的。
但是，细看碑文，上面竟然出现了圆圈形的标点符号，这说明碑文很可能是由臣下执笔，朱元璋审阅时读不大通，就加了圆圈形的标点，后来交付刊刻，工匠们害怕获罪，只好连标点也一道刻上。这种带有标点的碑刻，在我国古碑中是极为罕见的。
碑后的神道两侧，排列着石马和马夫、石羊、石虎、武将和文臣各一对，最后还有一个封土堆，就是徐达夫妇的合葬墓。后来，徐达的子孙也都葬在这一地区。
沐英

雨花台区铁心桥高家库村的将军山，正北面是秦淮新河，与渤泥国王墓旅游区遥望。西南方与牛首山、大石头相衔，近邻则是龙泉古寺。八百年前，这里曾是宋代牛首山大捷的古战场，岳飞将军在这里筑壁垒设伏兵，大败强敌金兀术。
据史载，朱元璋养子、明朝开国元勋、曾开创几乎与明王朝共始终的沐氏家族的创始人沐英，在明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在云南去世之后，同年十月八日灵柩还京（南京）。二十一日被明太祖追封为“黔宁王”，并赐葬于江宁县长泰北乡观音山，就是现在所在的地方。
此后这里即成为沐家的墓园所在，观音山由此改名将军山。沐英墓居山体高处，左右为“龙身”，此后沐家历代重要族人去世后皆葬于此。自1949年起，将军山已先后发掘了黔宁王沐英、定远王沐晟、黔国公沐昌祚、黔国公沐睿、沐英曾孙沐瓒夫妇墓以及沐英第8代孙沐朝弼及其夫人的合葬墓。
1959年，沐英墓挖出国宝级重器——青花人物梅瓶，还有金山（铜质）、银山（铁质）、铜号和铜喇叭等少见的随葬品。其子沐晟墓中，又有珍贵的青花缠枝牡丹梅瓶和剑、戟、盔、甲等遗物发现，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价值。
常遇春

从富贵山隧道出来，北安门街慢车道的东侧有一处小出口，因为围墙挡住视线，很多人平时每日经过都很难注意到，走进去后却别有洞天。这里竹林郁郁葱葱，和一旁喧闹狭窄的马路形成鲜明对比。
向上走约50米，竹林中隐约就能看到两根雕花石柱，神道上左右各三尊石像坐落，牵马武将石像上武士双手抚剑，顶盔贯甲，威武雄健。两侧还有石羊石狮石马，雕刻得非常精细，连马鞍上的云龙纹和马鬃都清晰可见。这便是明朝开国功勋常遇春之墓，一代骁将之墓就这么静静俯瞰太平门，规模不大却不失气魄，伴着花草格外幽静，让人感叹。
常遇春是朱元璋麾下的一员骁将，地位仅次于徐达。他身为军中前锋，作战勇猛，席卷幽燕，直捣上都。1369年，年仅39岁的常遇春因病死于柳河川军中，朱元璋异常悲痛，给常遇春最高荣誉。古至明代，谥忠武的，只有唐朝尉迟恭、宋朝岳飞，常遇春是第三个。
朱帝将其作为陪葬明孝陵的勋臣，择墓于南京太平门外，随后又在功臣庙中，将其居于首位以祭奠，足见尊崇。朱元璋还赋诗一首，表露其对常遇春逝世的极度悲哀。“朕有千行生铁汁，平生不为儿女泣。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
方孝孺

方孝孺是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的老师。因为太子朱标死得早，朱元璋就把皇位传给了朱允炆，这就是建文帝。后来他的叔叔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夺取了皇位，要方孝孺写即位诏书。方孝孺坚拒不从，被灭十族（九族加门生共十族），遭难者达873人。
明万历年间，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为其修墓立碑建祠，后毁于战火。清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又重新为其修墓立碑，民国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又重修，后来均遭焚毁。2002年在方孝孺遇难600周年之际，方孝孺后人又捐款与雨花台管理局一道重新修整了方孝孺墓。
仇成

仇成为明朝开国功勋，其墓在太平门外钟山下的白马村，留有很多石刻。
宋晟、宋朝用

宋晟随其父朝用、兄国兴参加朱元璋农民起义军，进行反元战争。永乐初年升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拜平羌将军，委以西北防务。宋晟不仅是明初的显贵，也是朱棣统治西北广大地区的得力助手。永乐三年(1405年)封西宁侯。宋晟前后四次镇守凉州，共二十余年，对保卫明初西北边疆作出了杰出贡献。永乐五年(1407年)卒，追封“郓国公”并赐葬。二个儿子宋琥、宋瑛均被朱棣招为驸马。
位于中华门外能仁里郎宅山(明代叫雷家山)西麓，是宋晟家族墓，墓坐东向西，墓前有宋晟及其父宋朝用的神道碑。该碑是宋晟第六子驸马都尉宋瑛所立，碑文约计1308字。发掘后的6座宋氏墓内出土了大批白瓷和青瓷的盘、碗、壶、瓶、罐，以及青花大碗等，都是明朝初年瓷器中的精品。
宋琥、安成公主

宋晟之子宋琥及安成公主墓位于牛首山中，曾出土过珍贵的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
康茂才

北郊的和平门外安怀村，有一座曾任明初水军元帅、后封蕲国公的康茂才墓。神道碑、石马、石羊、石虎和石人均保存得比较完好。墓室为仿木结构的砖砌前后室墓，出土有墓志、金银器、玉器和铁兵器等。
李文忠

李文忠是明代开国著名将领，朱元璋的外甥，十二岁母亲曹国长公主逝世，由朱元璋抚养长大。其好学问、通韬略、交儒士、严治军，临阵奋勇，战功卓著。李文忠墓在徐达墓再往东北的蒋王庙附近，墓前的石刻也保存得较好，有神道碑、石马、石羊、石虎及石刻的武将和文臣等，甚至还有未完成的石马半成品，但其规模较徐达墓略小。
明初众功臣

在太平门外的钟山北麓，以及中华门外雨花台到牛首山一带，有许多明墓仅次于明孝陵的一批明代石刻艺术的代表性遗迹。位于钟山北麓的明初功臣墓，其级别都较高，据说是为了让这些功臣在死后仍能保卫朱元璋的孝陵。
按照南京地方志的记载，钟山北麓应有功臣墓12座，其中9座墓前有神道石刻的遗迹。其中有东瓯王汤和墓，江国公吴良墓和海国公吴祯墓。而位于中华门外南郊的明初功臣墓，有宁河王邓愈墓，虢国公俞通海、安南侯俞通源和明朝蒙古族大将越巂侯俞通渊三兄弟墓和镇国将军李杰墓。
郑和

中国航海家郑和之墓，在江宁区谷里乡周昉村牛首山南麓。因郑和之父名马哈麻，人称马哈只，当地人以为郑和原姓马，故称为“马回回墓”。墓冢所在之山，亦称为“回回山”。墓圹呈长方形，南北走向，长约150米，东西宽约60米，墓顶高约8米。郑和墓踞于小山坡上，墓丘隆起不甚明显。坟墓两翼有石砌坟圹，半径约200米，东西间距约百米，从坟圹的广袤上即可窥见郑墓的规制魔域传说。墓园周围分布有郑家的守坟田，西南边有一村落，名郑家村，这里的人大都姓郑，据说他们的先辈原不姓郑，都是郑家的守坟户(俗称“坟亲家”)，后来都改姓郑了。
渤泥国王

古渤泥国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早在北宋就开始与中国友好往来。洪武三年(1370)八月，明太祖朱元璋就派张敬之、沈秋出使渤泥，到了永乐六年，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带着妻子、弟妹、子女、陪臣共150多人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明成祖以极其隆重的礼仪接待了他们。
渤泥国王在南京游览月余，因不幸染病，虽经御医精心调治，终因病情过重，病逝于南京。明成祖遵其遗嘱“希望体魄托葬中华”，按王礼埋葬了这位异邦国王，谥曰“恭顺”。渤泥国王墓，位于安德门外石子冈东向花村乌龟山，是我国现存仅有的两处国外帝王墓之一。
国王墓坐北朝南，前临池塘、遥对牛首山双阙，东、西、北三面环山，实为“风水宝地”。其墓园环境幽静、林木苍翠，雪松、丁香、紫薇等数十个品种的上千株树木环抱着陵墓。从陵区正门通往陵寝的神道呈弧形，神道两侧是两两相对的石雕像，庄严而肃穆。两旁排列着石刻：马及马官各一对，石羊一对，石虎一对，武将一对，享殿仅存柱础。
清 朝
邓廷桢


民族英雄邓廷桢，先后任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他工书法、擅诗文、授编修，署名事迹是与林则徐协力查禁鸦片，击退英舰挑衅大亚场站。同时他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有《石砚斋诗抄》等多部著作传世。葬于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东郊仙鹤门外红旗农牧场邓家山麓，墓背依灵山，正对钟山。
袁机

“你死我葬，吾死谁埋”非亲兄弟，清代诗人袁枚的《祭妹文》让人耳熟能详，而其中祭奠的妹妹袁机，却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女，为世称“袁家三妹”之一。袁机的墓就在现今阳山碑材山谷的背阴一侧，墓边可以看见几块损毁的墓碑，拼凑一下可以看清上书“大清袁机女史之墓”。
不少人对袁机的名字也仅限于《祭妹文》中的印象，袁机出生在诗书家庭，自幼喜好读书。她生得白皮肤，高挑身材，端庄秀丽，是才貌双全的姑娘。袁机一生“而皆多坎坷，少福泽”，自小由父亲定下娃娃亲，不想男方高某其貌不扬，矮小弓背，斜眼，性情暴躁狠毒。袁机深受封建礼教影响，认为女子只能从一而终，表示“疾，我守之；死，我守之”，一再坚持要嫁，导致后半生苦难，甚至差点让丈夫为赌债卖掉她。
袁枚于1752年举家迁徙定居南京随园，袁机在丈夫死后随同到达。后袁机因病亡故，袁枚既不能将其葬在袁家墓地，也不愿将妹妹葬到高家。后袁枚想起自己曾写过《洪武大石碑歌》的阳山，自此一代才女与青山作伴。
杨仁山

在杨公井的延龄巷四十三号，是近百年来驰誉中外的金陵刻经处所在地。金陵刻经处是由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创办，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现大门已移到南面的淮海路（原名躬稼桥）上，当年创办人杨仁山居士所舍的私宅六十多间房屋依旧，深柳堂前，柳树垂丝，芭蕉稠密。
深柳堂后，杨仁山居士的墓塔高耸，是门人遵照其遗言，就地安葬。塔周松柏青翠，藤萝绿壁，几十盆奇花异卉，罗列塔下，更显示后人对创业者之崇敬。杨仁山是石棣人，其父就是安徽名士杨朴安。
杨仁山生于道光丁酉六月初六日，在同治乙丑初来南京，负责江宁工务，居官清廉，且能悯恤民隐，很有政声。后渡洋游英法等国，在英国伦敦时，更致力于天文、数学的研究，造诣甚深。回国后一心皈依菩提，屡却李鸿章之聘，本欲出家，以老母健在，未获如愿，乃定居南京，专心于讲学刻经。
杨居士刻经的过程，艰苦备尝，无分严寒酷暑，无日或辍，自任校对，亲加句读，对疑难字句，则多方求证，决不轻易放过。金陵刻经处实已成为佛教经典的刻印中心和收藏佛教经典图书、佛像、佛教文物资料的宝库。
洪秀全

1864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死，终年五十一岁。据《幼天王新供词》载：“……遣女官来葬，葬在新天门外御林苑东山边上。……尸身未用棺，以随身黄服葬于宫内御林苑山上。”7月19日，天京城陷，湘军大肆搜寻天王墓。有“攻破天京第一军功”之称的湘军提督李臣典，捕获天王府宫人道州黄氏，她就是亲手埋葬天王尸体的女官。
在其指点下，李臣典在天王府御苑，挖开洪秀全的坟墓，掘出尸体，扛至营中。取尸焚灰，和以火药，入炮轰散，天王洪秀全就这样在江宁大营中被焚尸灭迹了。
曾水源

太平天国功臣曾水源墓，在挹江门内戴家巷的一座小山上，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唯一一座太平天国重要人物的墓葬，所设计的造型为莲花座，墓冢是半封闭，青石墓碑。此墓说来饶有趣味。
1953年10月，一位时年12岁的初中生贺乐龄在八字山游玩时，偶然发现一块倒地的墓碑，碑旁还有一高大土堆。青石制成的墓碑阴刻楷书四行：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人，天朝元勋曾水源墓，男启彬，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六月吉日重修。
贺同学正好刚学太平天国历史课，知道这块碑不同寻常，于是在老师陪同下报告了南京文管会，该会当即派人调查，随后又请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现场勘察，认定是国内唯一发现的太平天国元勋坟墓及墓碑两全之墓，具有重大意义。
一般墓葬都是坐北朝南，曾墓却是位东面西，这是为什么？有当地居民反映，每起西风，墓地呜咽，声如人哭，像似诉说冤仇，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后专家考察认为此墓位于八字山与睦寡妇山之间的山坡，为一凹形地貌。墓碑正对西方，当西风骤起，风声在凹地回旋，经墓碑反射，回音似为人哭，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民 国
辛亥革命阵亡将士

通过辛亥革命南京之役战场，来寻踪：莫愁湖，壮志长存粤军61人墓；紫金山天文台镇军沪军天堡城攻坚战将士墓；雨花台东冈，严维峻女子敢死队勇夺炮台的先烈与战马合葬处；辛亥革命江浙联军与清军激战的七桥瓮殉难地，还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南京永安公墓。
在雨花台北麓山坡，有着辛亥革命雨花台之役阵亡将士人马冢。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对雨花台之役给予极高评价。革命军将雨花台之役阵亡的200多位烈士遗体及战马合葬于东冈的坡上，垒筑成两座土冢，竖碑纪念，已成为辛亥革命在南京的一处重要纪念地。
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客家人，是孙权后人，孙权是第一位葬于南京的帝王，而孙中山是最后一位葬于南京的国家元首。首尾相应，这是不是南京的定数？1925年元月孙中山先生赴北京与冯玉祥“共商国是”，不幸确诊患了肝癌。
3月孙中山病势垂危，昏睡了过去。宋庆龄、孙科及汪精卫、何香凝等就在病榻一角商议后事，汪精卫主张孙总理身后葬于北京景山。不料，孙中山突然翻过身来，说：“不对，不对，我要葬在紫金山。”众人愕然惊视。
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在治丧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汪精卫困惑地说：“总理明言葬于紫金山，但不稔山在何处？”陈去病站起来说：“就是明孝陵所在地钟山。”并撰写成文《紫金山考》。
紫金山名目的来龙去脉，自公元333年，楚威王战胜越国，在紫金山掘山埋金以镇王气，因而此山得名金陵山。汉时改称钟山，三国东吴改名蒋山。南朝时，因山在城北，又叫北山。明嘉靖十年由于孝陵在钟山而改名神烈山。
山上裸露着断层的紫色砾石，在阳光照射之下，远望呈紫金色，所以别称“紫金山”。紫金山是天目山的分支，有北高峰、小茅峰和天堡山三峰并峙，状如笔架重生夜话。陈去病提出在小茅峰南麓建陵，宋庆龄一行步行到了实地后同意。
后来，中山陵建成，深受国民称赞，都说陈去病选中的是“山头第一墓地”，舆论认为陈氏深谙风水之学，甚至被视为“青乌之徒”。而今，阳光灿烂之日，登临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延闿手书。站在大平台上，远处方山如屏，秦淮似带；近处村舍相望，田畴纵横，道路津梁，行人车马，尽收眼底。
谭延闿

谭延闿，湖南茶陵县人，是民国早期的重要人物之一。1927年后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1日在南京参加军事检阅中风去世。在中山门外钟山东峰下的灵谷寺东北侧有一碑池，池中赑屃驮一石碑，上书“灵谷深松”。
其实，这块碑就是谭延闿的墓碑，上面原有蒋介石题书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前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公延闿之墓”字样。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关颂声、朱彬、杨廷宝于1931年设计墓园时煞费苦心，一改陵墓讲求对称、程式化的布局常规，充分利用泉石著胜、林壑深秀的自然条件，倚山构筑成曲折幽深的墓道，巧妙布置成具有园林风格的墓园，在陵园建筑史上很有特色。
廖仲恺、何香凝

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擅长诗词、书法，著作有《双清文集》。1893年父亲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回国，并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1925年8月20日被国民党右派杀害，后与夫人何香凝合葬于南京紫金山天堡城下，明孝陵以西，面临前湖，现中山植物园西侧。
其夫人何香凝，广东南海人，生于香港，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拥护国共合作。解放后，她已近古稀之年，仍担任国家重要职务。1972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9月6日，灵柩运至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邓演达

邓演达墓位于中山门外灵谷寺旁，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3年讨袁的战斗，他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八一南昌起义时为革命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29日被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西村附近的砂子冈，当地群众冒着风险将其遗体掩埋在西村附近。墓园设在九个弧形组成的半环状“罗城”中间，墓前有宽阔的甬道，有紫藤覆盖的长廊，何香凝为烈士书写了墓碑。
韩恢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第一公园烈士祠内举行“韩恢烈士殉难六周年纪念大会”。随后，将韩恢遗骸从小营迁葬卫岗，并专门建造一座墓地。韩恢是同盟会早期会员，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讨袁“二次革命”和护法之役。1922年任讨逆军总司令，于1922年10月28日被江苏军阀齐燮元逮捕，同年11月1日杀害于南京小营，终年35岁。
在南京可乘坐27、34、49、55路至苜蓿园或卫岗站下，步行400米左右可至。韩恢墓紧挨着一片居民生活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没有人会相信这是辛亥革命“陆军上将”之墓。
航空烈士

航空烈士公墓位于南京东郊紫金山北麓王家湾的东侧，是国民党安葬空军阵亡将士的墓地。1931年8月，航空署署长黄秉衡提出建议：在中山陵园范围内拨地建立一处空军公墓。蒋介石立即批准，并先捐了3000元，这也是所有捐款中最大的一笔。最后选定王家湾以北的50亩土地为建墓用地。
公墓的设计者是金陵大学建筑系的邱德孝教授，整个墓地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有牌坊、碑亭、祭堂、纪念塔、坟场等。纪念塔的顶端是一座雄鹰雕像，象征着烈士们生前搏击长空、英勇杀敌的壮举。
首批入葬的有30多人，大多数是在北伐战争、“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中原大战中战死的空军官兵，也有一些是在平时的飞行训练事故中殒命的飞行人员。抗战时，曾击落11架敌机的英雄飞行员刘粹刚也在其中。
在抗战胜利后的修复工程中，征用了2000多名日军战俘，并在大门口的牌坊上刻上了“航空烈士公墓”六个大字。两侧的立柱上是何应钦写的一副挽联，背面则是蒋介石手书“精忠报国”。根据统计，现在总共有870名中国烈士、2197名美国烈士和237名苏联烈士在此长眠。
范鸿仙

孙中山称赞范鸿仙道：“范君一支神笔，胜十万雄兵。”他的杂文短评，针砭时弊，抨击清政府，声讨列强侵略，揭露袁世凯阴谋祸心，笔风犀利，文采博雅。每天报纸一出，供不应求，以至出现一块银元买不得一份报纸的盛况。
范鸿仙曾任《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编辑。参加谋划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一度任安徽铁血军总司令。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他闭门不出，不为高官厚禄所诱，并协助柏文蔚发动二次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后奉孙中山之命回上海图谋举事，于1914年9月20日，在上海寓所遇刺身亡。国民党中央追赠范鸿仙为陆军上将，并派人到上海将范鸿仙灵柩迎到南京。1934年举行国葬，并于1936年移葬于中山陵东侧马群，为中山陵“附葬”。
南京喜欢登紫金山的市民都会从一条小路登山，而我国报业先驱，革命烈士范鸿仙之墓就在上山道旁。因为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范先生并不寂寞，时不时还能看到有人在墓前摆一束小花。
国民革命将士

乘车至玄武区灵谷寺路，公交游2、游3等至灵谷寺公园站下，便是建于1931-1935年间的国殇墓园，现为灵谷公园。公墓以墓门、第一公墓、纪念塔等建筑，构成南北一公里长的中轴线，由南至北依此是正门、牌坊、祭堂、公墓、纪念馆和纪念塔，两边对称分列着第二公墓和第三公墓。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筑群自1929年起，经过建筑阵亡将士公墓筹委会历时7年的建设，至1936年基本完工。
此处所葬1029名国民革命阵亡官兵，大多数是在北伐、淞沪抗战中牺牲的将士。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阵亡将士人数众多，公墓内无法全部容纳其尸骨，于是以师为单位，通过抽签方式，从每一军阶将士中抽取代表一名，安葬于此。所以每方碑墓所代表的纪念意义，要比眼见的，厚重悲壮得多。
汪精卫

汪精卫坟有址无坟，曾筑坟于梅花山顶，其图案是仿中山陵设计的，规模相当大，只建了墓室、祭堂。汪伪政府于1944年11月23日为汪精卫举行了“安葬大典”。抗战胜利后，举国上下同声一致呼呈严惩汉奸，蒋介石令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秘密平掉汪坟。
1946年1月21日，由宪兵司令部负责内外警戒，七十四军工兵部队炸开了混凝土结构很牢固的坟壳。市长马超俊把未见腐烂的汪贼尸体装上汽车，运到清凉山火葬场焚化。工兵又把梅花山的汪坟平掉，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小亭子，汪坟从此便在梅花山上消失了。
戴笠

1953年2月，毛泽东来南京谒见中山陵时，特地询问戴笠墓一事。当听说“已被废除了”，毛泽东惜称，“不要把他搞掉，留作反面教材嘛！”戴笠墓传奇之处，最大的地方倒不在于墓本身，而是墓内一件特殊的随葬品，清朝皇帝乾隆下葬时的随葬宝物：一把“九龙宝剑”。因为这个惹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至今真相难清。
戴笠飞机失事后，在“困雨沟”内暴尸三天，最早到达出事现场的是戴笠副官贾金南，凭着戴笠嘴内左臼齿下面镶有六颗金牙，才确定了戴笠的尸体。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半截尸体坐大卡车，一路颠回了南京。
因戴笠的面部已完全烧毁，殡仪馆的技师按照其生前的照片，代制了一副假面具套上，装入一具楠木棺材中。戴笠墓由当年实力雄厚的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建，所用石料与中山陵一样，都是从苏州运来的优质花岗石，沈醉当时负责监造。
毛人凤要求把戴笠墓穴筑得牢固一些，使得别人无法打开棺材。在棺材放入墓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在墓穴内，使棺材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一块整体，几尺厚的水泥把棺材铸在了穴内。
整个墓地大约在1500平方米，墓呈长方形，四周镶嵌花岗石，墓前竖立一块花岗石墓碑，上书“戴雨农将军之墓”，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手迹。戴笠墓十分豪华、气派，碑前设供奉石桌，两侧置石凳，墓道是水泥建造，左右环绕，成为当年总理陵园一景。
1947年春，下葬时，陈布雷代蒋介石致祭。1949年败退台湾前夕，毛人凤曾想将戴笠的尸体掘出火化，骨灰带往台湾，但墓穴筑得太坚固了，要打开棺材，成功的办法是用炸药将水泥炸开，最后只好决定原地不动。
今天的戴笠墓园已经不复存在，只有一地的狼藉，微张的洞口，只能留给有心人仔细探索了。中山陵园表态说要做一些修整，尽早对游人开放。而为此引起了争议，有人奋笔疾书，表明戴笠血债累累，墓不能修。其实戴笠墓不存在是修或不修，因为它始终就在那里。
张友鸾

张友鸾，民国时期著名报人，1922年入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主编京报文学周刊。奉老师李大钊命，主办国民晚报。历任北平《世界日报》、上海《立报》、南京《民生报》《新民报》总编辑。与张恨水、张慧剑并曰三张。
乘坐37、93、306路公交直达后庄村，步行可至将军山龙泉寺后庄村的张友鸾墓。从牛首山山顶向下望去，张友鸾墓地周围林地的树木郁郁葱葱，然而拜祭者寥寥。这片幽静的墓地，只余方正耸立的墓碑，面对早春寂寞的阳光。
1990年，这位《南京人报》前主编病重后，坚持从北京返回南京，说自己一定要葬在南京，他对南京感情很深，在弥留的时候都在念着南京文化。病逝时，曾经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震动。在张友鸾墓碑碑文的最后，题写着“是为南京人之挚友”。
2010年清明节前夕，南京市为重新规划龙泉寺风景区，准备拆迁一部分建筑，其中就包括张友鸾墓。消息一出，张友鸾的女儿、女婿四处奔走，新华日报老社长刘向东先生得知后，立即给南京市有关领导写封信，最终才使张友鸾墓得以保存下来。
如今，张友鸾墓虽躲过了拆迁，但依然是无人问津的墓址。当地人只知道这里葬着一个“文化界大人物”，但是至今都不清楚张友鸾的具体身份。
近现代
10万革命志士

南京城的中华门外，有一座高约60米，宽约2公里的小山冈，冈上风景秀丽，松柏葱郁，这就是雨花台烈士陵园。早在南梁初年，高僧云光法师曾在此设坛说法，因内容十分精彩，感动上苍，顷刻间天上落花如雨，因此得名“雨花台”。
自1927至1949年，约有10万革命志士殉难于此。纪念碑的南面是烈士纪念馆，这是一组“U”型两层的白色古典型建筑。正门上有邓小平亲笔题写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内陈列有620件烈士遗物、450幅珍贵图片和恽代英、邓中夏、罗登贤等128位烈士的事迹和文献资料。
陵园包括雨花台主峰等5个山冈，以主峰为中心形成南北向中轴线，自南向北有南大门、广场、纪念馆、纪念桥、革命烈士纪念碑、北殉难处烈士大型雕像、北大门以及西殉难处烈士墓群、东殉难处烈士纪念亭等。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坐落在南京江东门，这里曾是侵华日军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为悼念遇难同胞，南京人民于1985年修建了纪念馆。建筑物采用灰白色大理石垒砌而成，气势恢宏，庄严肃穆。是一处以史料、文物、建筑、雕塑、影视等综合手法，全面展示南京大屠杀特大惨案的专史陈列馆。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在泾县蜜蜂洞被副官刘厚总枪杀遇难。项英在皖南事变遇害后葬于雨花台望江矶，现迁葬于雨花台区功德园内。陵园内还建有“四一烈士墓”“望江矶烈士墓”以及安葬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三烈士墓”等。
菊花台九烈士

在松篁交翠的菊花台，九烈士墓占地800平方米，墓地为扇形，四周松柏茂盛，花木宜人。这里安葬着国民政府驻菲律宾马尼拉和北婆罗洲山打根九位外交使节的忠骸。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杨光泩等八位驻菲外交使节惨遭日军杀害。于7月7日，九位烈士的遗骸由专机运抵南京，同年9月3日安葬于中华门菊花台。
第19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

为了安葬第19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及历次战斗中阵亡的将士，“借以彰革命之功勋而慰先烈之幽灵”“乃拟搜集阵亡将士骸骨，建筑公墓，安慰忠魂”。位于南京钟山之上的纪念塔是为纪念1·28淞沪会战期间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官兵修建的。
陶行知

在南京北郊晓庄有座不高的山称作劳山，行知园即坐落在劳山脚下。该园是为了纪念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爱国学者陶行知而修建的。园内主要景点有陶行知纪念馆、陶行知墓、晓庄烈士纪念碑以及行知亭、英烈亭、成人纪念林等。
行知园所在地为陶行知所创办的晓庄师范旧址。陶墓建于1946年12月，面朝东南，墓前有墓碑和牌坊，碑高2米，上刻沈钧儒题字——“陶行知先生之墓”。牌坊坊额刻有陶行知手迹“爱满天下”，坊柱联语为郭沫若书写的陶行知遗教“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历代高僧

各时期各方高僧都和南京有佛缘，古代高僧圆寂后，一般都要立墓塔，所以大都最终塔葬于南京栖霞山钟山牛首山的密林之中。像古林寺就曾是与香林寺、毗卢寺齐名的南京三大名寺之一，上世纪50年代之后湮没无存。
古林公园就是由古林寺而得名，公园内至今保留着高僧墓塔构件，但历史上古林寺的主体部分在现在的省委机关大院内，古林公园只是当年古林寺的田产。在嬉水园对面的花房里还保留着当年古寺的墓塔构件。
墓塔构件就放在花房摆放盆景的桌子底下，有方形、圆形和六角形，上面刻着云纹、如意纹、龙纹等各种装饰花纹。其中一个构件成了盆景的底座，朝外的一面碑面上可以看到雕刻着一只鹿的图案，看得出雕功很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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