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今奸雄第一奇人（下） 曹操-溯古追风世界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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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雄第一奇人--说曹操（下）
奸雄的胆识：一将之智有余
前面咱们讲了很多有关曹操作为千古第一奸雄里“奸”的部分，下面侧重讲讲他“雄”的部分。
作为奸雄，曹操有着独特的奸雄的胆识。毛宗岗说：“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唐太宗题其墓曰：‘一将之智有余’，良然，良然。”（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回评）
“一将之智有余”，可以作为曹操雄才大略的定评。
（一）讨伐董卓
先看第一个事例“自荐行刺董卓”（卷一《废汉君董卓弄权》《曹孟德谋杀董卓》）。
在汉代末年，董卓是个紊乱朝政的奸臣。作为董卓的对立面，曹操和十八路诸侯在当时应该属于正义的一面。怎样对待董卓这个人物，很能考验各路诸侯不同的战略。
董卓入洛阳后，执掌朝权，汉朝政权旦夕难保。司徒王允假称过生日，设宴后堂，跟众大臣一起商讨对策。
酒至半酣，王允忽然“掩面大哭”，讲到董卓掌握大权，欺负皇上，自己一筹莫展，“吾等舍死，无益于国”。说到这儿，“众公卿尽皆掩面而哭”。
这时只有骁骑校尉曹操一人抚掌大笑，站起来说：“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你们整天没完没了地哭，能把董卓给哭死吗？
王允听了，厉声责备他：“汝祖宗食禄汉朝四百余年，不思报本，反欲纵贼耶？汝去告变，吾等死亦汉家鬼也！”
曹操回答说：“非笑别事，笑众大臣无一计杀董卓耶。某虽不才，略施小计，可断董卓头，悬于都门外，以谢天下。”
原来曹操早就“有意以图之”，多日来“进身以事董卓”，取得了董卓的信任。这时他毛遂自荐，向王允借得家传七宝刀，决意入相府谋刺董卓，“万死无恨”。
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为什么他非得向王允借刀？他自己也有刀剑，却非得向王允借这把家传七宝刀。看来曹操的心思的确与众不同。他知道，自己去行刺董卓，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了当然很好，很光荣，但是失败了怎么办？他不得不有所准备，所以必须借这把七宝刀。
后来曹操果然没杀成董卓，在千钧一发之际，他马上跪下来把这把七宝刀献给董卓。你想，如果他用的是一把普通的刀剑，这一招就没法使了。这就是曹操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样他才能瞒过董卓，得以脱身。
行刺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比起那些只知道掩面大哭而无所作为的众大臣来，曹操无疑显出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高出众人一筹，成为汉末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么做不过是匹夫之勇，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连“一将之智”都够不上大侠龙卷风。对曹操来说，这是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他后来渐渐明白，自己生命的价值远远比干这种冒险的事情高多了。但是仅仅这一次，也可以看出曹操的与众不同。
第二个事例是“首倡讨董”（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
曹操行刺董卓不成功，逃到老家后，先发矫诏，招募义兵，扯起招兵旗，旗上大书“忠义”二字，招了一大堆的军马，很多人投到他的麾下，有文臣，也有武将。虽然他原来的地位不高，但这时已势力大增，足以成为一方诸侯了。
于是曹操“首倡讨董”，第一次登高而呼，会盟十七路诸侯，亲作檄文，讨伐董卓。袁绍、袁术都是名官贵族，但真正起来首倡讨董的居然是曹操。尽管他的地位不高，但挺身而出做这种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曹操身当乱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也是他第一次以一方诸侯的姿态，昂首挺胸地步入政治舞台。
曹操这么做，已经开始表现出他超过“一将之智”的雄才大略了，他不是轻易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也不是轻易拿自己一支军队去冒险的。他觉得要扳倒董卓，要扫平汉朝的奸邪，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联络各路诸侯。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联络各路诸侯的过程中，他可以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是他不可以与人言，但咱们却不能不知晓的一个心计，是曹操独特的心计。
本来曹操的军队远远不如袁绍，也远远不如袁术，他的军队比别的诸侯势力要小很多。但是在各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他就可以借机发展自身的势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如果不掌握住这个机遇，那他就难以很快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从最后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正是这个机遇，使曹操自身的势力大张。
而且曹操很注意自己行动的分寸。他虽然发起了这次义举，却不去争着当诸侯领袖。曹操非常清楚，他的智商超过所有的诸侯，但他不能过于冒尖，他得处好自己的位置。这表现出他的情商也很高。
所以他真心诚意地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来做盟主。袁绍是“三公”之一，东汉时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是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地位很高。曹操认为应该由他来挑头，自己在后面给他们出谋献策就行了。
当然，出谋献策也需要很高的情商。因为你所有出的谋、献的策，都得作为袁绍他们出的谋、献的策，我只是给你建议，由你们来发号施令。
曹操一面出谋划策，尽心尽职地辅佐袁绍，调遣各路诸侯；一面反对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重用刘备三兄弟，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
于是诸侯军队势如破竹，董卓连战失利，从洛阳溃退到长安。这时曹操当机决断，向袁绍建议，乘胜追歼残敌，希望“一战而天下定”。这是很有远见的。
但是袁绍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们各怀异心，利用这个机会，抢夺钱财，抢夺位置，甚至抢夺皇帝的玉玺，各自谋取私利。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从此夭折。
曹操看透了：“竖子不足与谋。”（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他看透了袁绍等诸侯表面上势力很强，但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个人的私欲太重，缺乏政治眼光。
他也看透了，袁绍等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来不过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短视之徒。想干大事，但是生怕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军队，各路诸侯都要保全自己的实力，不肯轻易拿自己的主力军去打仗。
各路诸侯很明白这个道理姬银龙，谁要冲锋陷阵，谁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拿自己的实力开玩笑，所以叫作“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指的就是不顾一切地去夺取小利。所以说这些人是“竖子不足与谋”。
这更加坚定了曹操的信心，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凭借他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他完全可以自立旗帜。
咱们注意到，小说里经常把董卓和曹操并称，那么董卓和曹操究竟可不可以并称呢？或者换句话说，曹操和董卓究竟有什么不同吗？
毛宗岗说：“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必要结民心，奸雄必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资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毛本《三国演义》第六回回评）的确，卓、操是不可并称的。他们的区别很大，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是贪欲和权势欲的代表，都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权势欲，这没问题。但是董卓极力要满足的是个人的贪欲和权势欲，他要把天下全部归于个人，让所有的天下人来满足他个人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则不同，曹操也要满足贪欲和权势欲，但他是把贪欲和权势欲作为一种政治事业来做，要把整个天下平定，征服群雄，做成一种政治事业，一种名垂千古的事业。他们两人的志向不同，曹操以天下为志向，以平定天下为志向，以名垂后世为志向；而董卓仅仅是要满足他此生此世的个人私欲。
正是因为有第一点的不同，所以有第二点，就是董卓和曹操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截然不同。
董卓有一句名言：“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卷二《董卓火烧长乐宫》）他拿“天下”做旗号，残酷地欺压“小民”，他没想到“天下”就是由“小民”组成的，没有“小民”，哪有这个“天下”呢？所以董卓从来视百姓如草芥。有一次他带军出征，走到阳城地方，当时正是二月，百姓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命军士把百姓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人头，居然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卷一《废汉君董卓弄权》）。
但是曹操却完全不一样。与董卓针锋相对，曹操也有一句名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曾不止一次地这么说。作为国家的根本是什么？是老百姓。老百姓生活稳定了，民心安定了，那么国家就安定；老百姓生活不稳定，民心不安定，国家就不安定。曹操非常明白这一点。虽然后人说曹操是法家人物，但这句名言表达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
比如，曹操打败袁绍后，在河边休息，一些长者对他说：袁绍重敛于民，老百姓都心怀怨恨。如今丞相兴仁义之兵，战败袁绍，老百姓从此可望太平了。于是曹操一面赏赐长者，一面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而“操亦心中暗喜”。
曹操本来可以乘胜追击，攻克冀州，一举击败袁绍，但是因秋禾待熟，曹操恐怕枉废民业，便力主秋后进兵。众谋士皆劝曹操：“若恤其民，必误大事”，而曹操却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其民，纵得空城，有何用哉？”（卷七《曹操仓亭破袁绍》）
所以，如果说董卓是拿天下做幌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曹操就不一样，他的确是心系天下、以民为本的。这跟他整体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有关。
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向背，这是任何一位志向远大的政治家都不可忽视的。董卓之所以致败，曹操之所以取胜，这是根本的原因。
（二）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时候，曹操选择了一种非常英明的政治策略，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应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汉末所有野心勃勃的官僚都明白的道理。在曹操之前，连外戚、宦官也都知道，只要打着皇帝的旗号，就可以无所不为。
汉献帝刘协九岁即位以后，立即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抢夺的对象，因为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权力，谁要是掌握了他，谁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下臣”。
先是董卓带重兵到洛阳，焚烧宫室，强行把献帝裹胁到长安，自为太师，号曰“尚父”，大封亲信，诛伐异己。三年后，司徒王允假手吕布，消灭了董卓，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上，一时大权在握。但很快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又杀进长安，诛灭王允，抢走献帝。不久，杨奉、董承、韩暹等人控制了长安，献帝被控制在他们手上。
当献帝迁都洛阳后，即下诏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曹操与众谋士商议，荀彧进言说：“今车驾旋转，东京荒芜，诚因此时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拔扶仁义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虽有进节之臣，其何能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后须为虑，亦无及矣。”（卷三《迁銮舆曹操秉政》。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四回作：“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文辞虽然有异，语意大致相同）
于是曹操不失时机地派专使进京上表，声称要辅佐王室，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当献帝与百官被李傕、郭汜领兵追逼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来到”，这是曹操派夏侯惇为先锋，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曹操又差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数万，倍道前来协助。曹操则亲率大队兵马，于次日到来。献帝不禁称赞道：“曹将军乃寡人社稷之臣也！”（卷三《迁銮舆曹操秉政》）
“洛阳保驾”的故事，显示出曹操具有超越其他诸侯的雄才大略。
虽然当时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但是从战略全局来看，利用天子的名义，或发兵征伐其他诸侯，或以封官赐爵的方式分化瓦解敌对势力，这不仅可以自立于有利的地位，而且会产生显著的权势效用。
我们看到，曹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同意荀彧的看法，认为只有“挟天子以令诸侯”，才能取得一个“顺”的地势，即“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
人们常说，三国“三分天下”，曹操一方得“天时”，孙权一方得“地利”，刘备一方得“人和”。各有所得，所以能够三足鼎立。
值得注意的是，得地利，不一定得天时；得人和，也不一定得天时；但得天时，实际上就有可能得人和。因为得天时是“顺”，事情一顺就好办了，事情一逆就不好办了。顺水而下，非常顺当；逆水而上，相当困难。
刘备表面上是“顺”的，说我的血统是姓刘的，汉朝就是刘氏皇族的天下。但是姓刘的皇族宗亲太多了，你是姓刘，但只是无数姓刘的皇族宗亲中的一个，为什么就该你这一个姓刘的来得天下，不该其他姓刘的来得天下呢？刘表、刘璋的血统比刘备还纯粹，地位比刘备还高贵，为什么不该刘表、刘璋得天下，就该你刘备得天下呢？这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刘备不管这些，他始终打着我是皇亲国戚的旗号，我是“刘皇叔”——皇帝的叔叔，比皇帝辈分还大。他老是打这个旗号，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不顺的。他“逆”，“逆”了以后只能打旗号，做广告。咱们知道，凡是做广告的商品，有时可信度反而降低了；而不做广告的，反而可信。商品一做广告，人们就会怀疑你不“顺”，或者是销售不好，或者是假货，要不然你为什么花那么些钱做广告？这是消费者的一种接受心理。
但是曹操不需要做广告，因为他就是汉朝的丞相，征伐天下，名正言顺。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天子的旗号，至于天子同不同意，只有我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因为只有我跟天子关系最密切，天子在我的掌控之下，天子的年龄太小了，他得听我的。所以我说的就是天子说的，那么天子说的当然也就是我说的；我做的事情都是天子要做的，天子要做的正是我在做着的。
而且，曹操打的还不只是天子的旗号，还是统一天下的旗号。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大家都各据一方，这个时候倡导统一，就是“顺”的；其他人都割据，就是“逆”的。曹操要统一天下，以辅佐天子来统一天下，从名义上讲很“顺”。刘备想建一个自己当天子的王朝，那就不“顺”了，尽管他也姓刘；孙权想建一个自己当天子的王朝，就更不“顺”了。因为他们都不是汉朝天子，他们想要越过汉献帝，而不是辅佐汉献帝，所以都不“顺”，怎么做都不顺。而曹操怎么做都“顺”，因为他是汉朝丞相。所以曹操这一招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策略。
曹操为了使自己的这个“顺”，能够“顺”得更符合他的权术，更能满足他的需求，更能实现他的志向，他又接受了董昭的建议，“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把国都迁移到许昌。
他对汉献帝说，洛阳宫殿残破，粮食不足，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危险。而许昌“地近鲁阳，城廓宫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矣，可幸銮舆”。这话说得很好听，但实际上他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把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小说写道：“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出入常带铁甲军马数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卷四《吕布夜月夺徐州》）
可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中央政权，以便号令天下，这是曹操政治上最厉害的一着棋，给他的称霸事业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三）独运其谋
许多掌握大权的人并不一定真正有本事。像董卓曾经大权在握，王允也曾经大权在握，杨奉他们也曾经大权在握，但是他们都没什么真本事。
而曹操是有真本事的人，“一将之智有余”，说的就是他的“智”超过一个将领之“智”，是一个领袖之“智”。这种领袖之“智”，在曹操自身的实力构成上很容易显露出来。
在孙权一方，他能用周瑜、用鲁肃，后来能用吕蒙、用陆逊，用人不拘一格，这是他的本事。但是他自己有多少本事？他的才智勇武如何？我们看不出来。
孙权的哥哥孙策临终授印，就对他说：“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卷六《孙权领众据江东》）意思是，要争夺天下，你不如我；但是要守江山，徐明朝你比我强。可见作为个人的才能，才智勇武，孙权不如孙策；但是作为一个核心人物，领袖人物，孙权有这个本事，他能把大家拢住，能够用人，还能够让大家信服并拥戴他。
因为孙权“雄而不奸”，有着比较纯粹、比较正面的英雄品质。在小说里，孙权身上的弱点要少点，至少让人可恶、可恨的东西要少，比刘备、比曹操都要少。在三位领袖人物当中，如果要选一位口碑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得分最高的恐怕是孙权。
连曹操也深深地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曹操的感慨，也是后代很多人的感慨。有这样的继承人真好，能够拢住所有的人。因为曹操自己也觉得他的儿子曹丕虽然颇有才能，但至少在人望上还是不行。曹操是在“人望”这一点上看重孙权，并不是在真本事上看重他。
同样，在刘备一方，刘备离了关羽，离了张飞，他几乎无所作为；离了诸葛亮，他更是一事无成。在蜀汉集团中，他只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一位政治领袖，这是刘备的特点。
作为一种精神的凝聚力，作为一位政治的领袖人物，在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刘备的确占据了一个位置。因为他姓刘，有皇族的血统，所以由他来拥戴皇室，他自认为是最“顺”的，最正统的。
中国古代毕竟实施的是宗族血缘制度，血缘、血统最能从根本上说服人、感召人。即使是改朝换代，只要还是姓刘，人们心理上比较能够接受；而姓刘的如果一下子变成姓朱的、姓王的，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血统不纯正。
所以，如果这个江山被刘备夺走了，大家容易接受，因为好歹还是姓刘的天下；但是被曹操夺走了，大家就不可接受，因为变成姓曹的了。这种“血统论”、“正统论”的观念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宗族血缘观念，这是根深蒂固的，是无法改变的。但是除了血缘纯正以外，刘备自己在文韬武略上有多大本事，也显露不出来。
但是在曹操一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曹操手下，出谋划策的文臣，有荀彧、郭嘉、程昱、贾诩、荀攸等；冲锋陷阵的武将，有张辽、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个个都能独当一面。曹操手下文臣武将人才济济，但大多是侧重某一方面的“单项选手”，缺少文武兼备的“全能选手”，缺少像诸葛亮、周瑜那样的全才。
曹操一方真正的文武全才是谁呢？就是曹操本人。曹操是一个“全能冠军”，要智有智，要谋有谋，要武吧，比如刺杀董卓，他也能挺身而出。所以他是一个全能冠军，这是很难得的。
在很多时候，曹操都是用计、带兵“一手包”。在平定袁术、袁绍、吕布、张绣、马超等战役中，小说都充分描写了曹操高超过人的政治智谋和傲视群雄的军事才能，这是孙权、刘备自愧不如的。
比如“赤壁之战”，三方对垒，实际上是三方用智、两方对垒。
在孙权一方，最重要的人物是周瑜，运用自己的智谋，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孙权是靠边站的，然而他是起决定作用的，最后一票等着他投，最后的主意要他拿。
在刘备一方，最重要的人物是诸葛亮。刘备也是靠边站，他连投最后一票都没有权利，他完全听诸葛亮的，几乎是个傀儡。诸葛亮的智力超过周瑜，但他不得不借助于周瑜的智谋和武力，这叫“借力打力”。“借力打力”是最省劲儿的，所有诸葛亮的智谋都是“借力打力”，投机取巧。
另外一方呢，则是曹操本人，他完全是自己拿主意，自己出谋划策，自己指挥军队。
所以在赤壁之战中，曹、孙、刘三方用智、两方对垒，其实是曹操、周瑜、诸葛亮三人在斗智斗勇。他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高下难分。
比如该战中，火攻是最核心、最要害的一招草剃京。没有火攻，就没有孙、刘联军的胜利。所以当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他急火攻心，吐血了。人谋不如天算。人再有办法，怎能在寒冬腊月之时，去呼唤东南风呢？没有东南风，若想火攻，不是自己烧自己吗？即使几十万大军一起吹气，也不能把火吹到北岸去。
冬天的西北风非常强劲，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空阔地带，西北风呼呼地一吹，江上放火，不仅烧不到曹操的军队，反而烧了东吴自己的军队。不管谁，即使有再大的本事，都不能让火逆风而燃，去烧了曹操的战船。
这时候，如果没有诸葛亮出神入化的本事，周瑜精心策划的赤壁之战是很难获得全胜的。所以整个赤壁之战中，最不可靠、最不可信、最玄乎的，就是“借东风”这一招。
我们知道，东风是借不来的，却可以掐算出来。在寒冬腊月的天气里，是否可能有两三天刮起东风呢？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很小，也许一百年甚至一千年才能出现一次。但这一次恰恰被诸葛亮算着了，曹操没算着。
曹操并不是没想到东吴会用火攻。当庞统给他献连环计时，他非常高兴，手下的谋臣程昱提醒说：连环计是陷害你的计策。所有的船都被系在一起，果然能如履平地。但是东吴要用火攻，一艘船都跑不掉，这是很危险的。
曹操心里明白，却很自信。他对程昱等人说：“夫为大将者，先明天时，次察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何尝有东风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乘风力以发之；彼如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虑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时，何敢不提备耶？”（卷十《曹操三江调水军》）
农历十月小阳春，就是阳历十一月初。十一月初，一般会出现一周左右的“小阳春”气候，会吹来东南风或西南风。如果此时双方对决，一定要提防东南风。但是赤壁之战时，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前后，恰好是阳历十二月底到第二年的一月初这么一段时间，离“小阳春”已经很远了，根本不可能有东南风，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曹操的本事是非凡的，上知天时，下察地理，不是一般的将领能够超越的，也不是一般的谋臣能够超越的，程昱就没想到冬天不可能有东南风或者西南风。
遗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年偏偏在寒冬腊月刮了三天东南风。曹操还是被诸葛亮拔了头筹，诸葛亮的能力又高过曹操，但这已不是人的能力，而是带点神的能力了。
（四）驾驭天下智力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说：“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毛本《三国演义》卷首）
曹操的确很重视智力。曹操曾经和袁绍两个人有一段聊天的话，很有意思（卷七《曹操引兵取壶关》）。曹操与袁绍起兵抗董卓时，袁绍问他：“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如果这次打败了怎么办？曹操反问道：“足下意欲若何？”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表现出曹操与袁绍在决策方面的根本性差异：袁绍崇尚武力，而曹操相信智力。而且曹操相信的不仅是个人的智力，更是“天下之智力”。
曹操是个说实话的人，他明白说，我一方面求贤若渴，用人不疑；另一方面，还要“以道御之”。这个“道”不是一般的“道”，而是道术之“道”，也就是前面讲过的那种最高的权术。曹操要用最高的权术来驾驭天下的智力，这是他的高超之处。
郭嘉曾论袁绍的“四败”与曹操的“四胜”，即在度、谋、武、德四个方面，曹操都胜于袁绍（卷四《夏侯惇拔矢啖睛》）。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八回，又把“四败四胜”演义为“十败十胜”，加上道、义、治、仁、明、文六个方面的比较，两人的优势和劣势被展露得更为全面。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郭嘉的智慧，而是人民的智慧，是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后得出的智慧。
咱们还可以拿刘备和曹操再来做一个比较。
汉末时期，天下动荡，群雄逐鹿，人才之争是第一要务。在人才的争夺战中，刘备是觉悟得最晚的一个。
刘备从顽童时起就开始做皇帝梦，可是当曹操、孙权已经成大气候的时候，刘备依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奔波于各路诸侯之间，无立锥之地。他确实是英雄，但怎么也找不到英雄的感觉，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拉起队伍来。
这是为什么？司马徽曾经一语道破其中缘由：“盖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卷七《刘玄德遇司马徽》）
的确，因人才观念的滞后，刘备为此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所以他像“困龙”一样长期干涸而不得入水。
正是司马徽的警示，让刘备幡然醒悟，于是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宦海风流。一旦有了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刘备就不是原来的刘备了。
可见，“得人才者得天下”。但是仅仅得人才还是不够的，还得像曹操这样，能够吸引人才，能够不择手段地挖人才，始终以唯才是举、知人善任著称于世，这样才能保证人才供应源源不断。
李贽评论说：“老瞒每见人才，便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十四回总评）曹操广纳人才，这样才能成就王霸之业。
在曹操的手下，容纳了很多降将。比如陈琳替袁绍写檄文，痛骂曹操，曹操仍然接纳他。他觉得陈琳再怎么骂他，好歹文章写得很好，连他这么强悍的人，都被骂得出了一身冷汗。那么他用了陈琳以后，陈琳也可以继续写檄文来骂别人，把别人骂死，那不也是挺好的吗？
曹操很能容纳人，很能用人，很善于驾驭人才。在小说中，有两个故事最为广泛传颂。
第一个故事是“三哭典韦”。
典韦是一名武将。在曹操与张绣大战的时候，典韦为了掩护曹操荞默之间，死拒寨门，最后中箭中枪而死。这一战是曹操少有的大败，在痛失典韦的同时，他也失去了自己的长子和侄儿。
战后，曹操亲自为典韦祭奠，痛哭着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无痛泪，独号泣典韦也！”（卷四《曹操兴兵击张绣》）实际上他心里也为自己的儿子和侄儿流泪，但是真正给大家看的是哭典韦。
回到许都，曹操又立祀祭奠典韦，在祭坛上，他第二次痛哭流涕。后来他封典韦的儿子典满为中郎，收养在自己的府第里。
第三次是事隔一年，曹操带着大军，经过典韦死难之地，曹操想起典韦，忽然在马上放声大哭，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
曹操的哭，可能是真哭，也可能是假哭，我们并不清楚。即使他的哭是假的，他对典韦的感情恐怕还是真的，因为毕竟典韦救了他一命。
曹操这一次又一次的痛哭，恐怕也出于一种动机，出自一种权术，是要哭给其他人看的。就像毛宗岗所说：“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
你瞧，典韦为他而死，曹操能够时时放在心上，一年之后还不曾忘怀，他如此重情重义，其他的谋臣武将怎能不为他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呢？
第二个故事是“礼遇关羽”。
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屯土山约三事”写到“古城聚义”（卷五《张辽义说关云长》至卷六《刘玄德古城聚义》），细致地描写了曹操对关羽的非凡礼遇。
这段描写同时写了两个人的道德风尚：一个是关羽的义，还有一个就是曹操的义。
关羽是曹操很早就看中的一个人才，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曹操就看中关羽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不同凡响，是可用之才。所以才有“屯土山约三事”的故事。
在屯土山，关羽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被围困住。如果不投降，关羽可以杀出重围或者战死沙场，但是刘备的两个妻子也会因此而死。关羽觉得不忍心，所以就接受了张辽投降曹操的建议。
关羽提出了投降的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
曹操接受了这么苛刻的条件，因为他要由此来感化关羽。刘备虽然和关羽有结拜之义，但曹操也可以想方设法感化关羽，让他跟自己义气相投。
所以，曹操就请汉献帝封关羽为寿亭侯，给他盖了一所很大的宅第，豪华装饰，送了一批丫环、厨师伺候他，成天“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让关羽享受富贵荣华。
但是关羽的心没有被曹操所打动，这是写关羽的义。因为兄弟结拜就得讲求信义，如果关羽能够被曹操打动的话，那就不是“义薄云天”的关羽了。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刘备死了，就另当别论。我觉得要是刘备真死了，关羽肯定会投降曹操，而且会对曹操死心塌地，因为遇上像曹操这么一个能赏识他的“明主”也不容易。
所以关羽后来还是帮曹操去斩颜良、文丑，也是觉得若不立功，会对不起丞相。虽然他明明知道，立这个功要得罪自己的兄长刘备，但他也不得不立。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报答曹操的恩情。实际上关羽还是觉得自己欠了曹操的人情，所以才有后来华容道捉放曹的故事。这是后话了。
曹操礼遇关羽的高潮，是为关羽送行。当曹操得知关羽不辞而去的消息时，先是“大惊”：“云长出矣！”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明智、通达、干脆利落地处理了这一事件。
他首先赞赏关羽之行，对关羽离去，曹操的部下皆愤愤不平，有的主张追而杀之，曹操却力排众议，再三称道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汝等皆可效之。”“千金不可易其志，真仗义疏财大丈夫也。此等之人，吾深敬之！”这些话，既表彰了关羽，又激励了部属，十分机敏得体。
其次，曹操仍然极力笼络关羽之心，亲自为他送行。关羽表示：“久感丞相大恩，微劳不足补报。异日萍水相会，别当酬之。”
最后曹操还成全关羽之志，赠别之后，又三番五次地委派专使，通令沿途关卡不得刁难关羽一行。所以关羽一路杀过去，杀了不少曹操的将领，但是曹操还是放了他，不予追究。
曹操的这种肚量，这种胸怀，的确与众不同。这种损己利人的事，一般的人可做不到，只有曹操这样非凡的奸雄才能做到。
曹操为什么对关羽如此周到呢？其实质在于“取信于天下”。当日屯土山关羽相约三事，曹操已答应“吾愿从此三事”，所以这时曹操说：“吾昔日曾许之，今日故舍之。若追而杀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也。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嘉靖本引后人之诗评论曹操的行为说：“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卷六《云长擂鼓斩蔡阳》，毛本删去此诗）
曹操礼遇关羽，义释关羽，并非蚀本买卖，从网罗天下英雄的效用来说，这么做有着很强的广告作用。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燕昭王即位，用很高的薪水来招纳贤才。这时有一位叫郭隗的人，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
古代有一位大王，命令手下人带着一千两金子去买千里马。手下人寻访了三个月，终于找到了千里马，但这匹千里马已经死了。这个人还是花了五百两金子，把千里马的骨架子买回来了。
大王见了，非常生气，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你现在花了五百两金子，只买来一个死马的骨架子，干什么呀？”
手下人告诉大王说：“大王，您连死马的骨架子都能花五百两金子买来，何况活马呢？天下人一定认为大王您能买马，千里马必定会送到的。”
果然不到一年，就有三匹千里马牵到这儿来卖。
昭王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所以先把郭隗树为贤才，给他高职、高薪。郭隗本身能力不怎么样，都能得到这样的高职高薪，天下的人才跟他一比较，觉得自己怎么也比郭隗强呀，所以就纷纷来投靠燕昭王。
成语“千金买骨”，就源于这个故事。
曹操礼遇关羽，用的就是“千金买骨”的策略，也是一种铺垫。因为曹操很明白，除非刘备死了，要不然他是留不下关羽的。曹操知人善察，他应该会有这种眼光。现在刘备还在，关羽不能不走，所以他宽宏大度地放走关羽，这个姿态必须做，而且必须做到位，要让关羽死心塌地地对他有感恩之情。他这么做，不仅仅是针对关羽一个人，他是要告诉天下贤才：像关羽这样的人，我对他这么好，都能让他来去自由，那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曹操虽然一直礼贤下士，网罗群才，但是有时候却不免恶名在外，影响了他的形象。因为他为了笼络人才，有时做了些不道德的事。比如伪造徐庶母亲的信，把徐庶骗到许昌，最后逼得徐庶的母亲自尽，徐庶被迫留在曹营。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确实很不人道。
曹操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给天下人树立一个求贤若渴的君王形象。他写的《短歌行》就表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卷十《曹孟德横槊赋诗》）
所以曹操礼遇关羽，成为了一种美谈，展现出曹操的政治胸襟和王者气质。有了这样的轰动效应，他就可以接纳更多的人才。而且，有了这种轰动效应，一旦他接纳了这些人才以后，他就可以很好地驾驭这些人才，让人才为他所用。
这时曹操已经威镇中原，位极人臣，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不再拘泥于一人一将之得失，而在于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以吸引一大批真正理解并忠于自己事业的将士。
曹操义释关羽，这一情节是以史实为依据的。《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裴松之注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
正因为曹操“智足以揽人才”，所以唐太宗评价他“一将之智有余”。这是一种领袖的风范。作为奸雄，曹操也不是一般的奸雄，而是具有一种领袖风范的奸雄。
此外，曹操举才“不念旧恶”的故事，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正如张绣谋士贾诩所说的：“曹公王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
例如，破袁绍后，发现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谋士荀攸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皆将书焚之，遂不再问”（卷六《曹操乌巢烧粮草》）。
曹操的这种做法是从汉光武帝那里学来的。毛宗岗在小说中评道：“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毛本《三国演义》第三十回回评）
奸雄的志向：包藏宇宙、吐冲天地
（一）煮酒论英雄
在衡量一个人的时候，不仅要看他想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够做到什么。很多历史上或文学中的人物，如果仅仅从他想要做什么来衡量，而不是从他实际做什么来衡量，那就有可能产生“误读”。
因为历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历代撰写的史书和文学批评著作，总是给我们灌输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在认识历史上或文学中的人物的时候，不是根据他自身的所作所为去探究他的内心世界，而往往是想当然地去发掘他的行为动机。人物的行为动机究竟是什么？真正能够印证的，应该是他的行为。如果不是以他的行为去印证他的动机，只会曲解他的动机，甚至会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
我觉得历代对历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就有这个偏差，历代阅读《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形象也有这个偏差。
人们先入为主地认定曹操是奸雄，认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要夺取汉朝天下，是要取代汉献帝来做皇帝，这样的人就是“奸臣”。所以奸雄等于奸臣。
中国古代在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奸臣的时候，标准并不在于他是否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真正的奸臣，应该是觊觎王室、谋权夺位、图谋不轨的人。
但我们现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图谋不轨时，首先考虑的是他行为的动机，而不是他的实际行为，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判断曹操是不是奸臣，应该看他做了些什么，而不能仅仅看他想做什么，更不能仅仅看他可能做什么。
曹操自己是以英雄自居的，而且他早就看出刘备是英雄，是“人中之龙”。
在小说中，刘备先后两次投奔曹操，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则自始至终以诚相待，恩礼相加，并允许其来去自由。
当刘备在诸侯角逐中尚无立足之地，被吕布打败暂投曹操时，曹操就预见刘备为当今天下之英雄。刘备第一次投曹操时，曹操的谋士力主剪除刘备，以绝后患，当即被曹操断然拒绝。他说：“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所见同也。”所以曹操待刘备“以上宾之礼”，表荐他为豫州牧（卷四《曹操兴兵击张绣》）。
不久，刘备再次被吕布所困，失城池，散二弟，陷老小，不胜狼狈，又来投奔曹操。曹操一如既往，热诚接待。平定吕布后，又引他觐见献帝，认皇叔，拜左将军艹内，封宜亭侯。
这时，一班谋臣无不为曹操担忧，提醒他说，如今皇帝认刘备为皇叔，这等局面恐“无益于主公”。曹操则大度地回答：“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肯外向耶？”依旧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卷四《曹孟德许田射鹿》）。
毛本《三国演义》将曹操的这段话删改为：“彼既认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旨在揭示曹操“千古奸雄”的内心隐秘，这就是以动机论人物，实在不可取。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学圃行韬晦之计，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青梅煮酒论英雄”，固然是曹操试探刘备的计谋，但也表现出他对英雄人物的评价和见解。他认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隐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吐冲天地之志，方可为英雄也。”
曹操一一否定了那些貌似强大的诸侯，如袁术、袁绍、刘璋、刘表、张绣、张鲁、韩遂等，分析了他们的弱点和特点，认为他们都称不上是英雄；而唯独对当时身处逆境，尚未能施展作为的刘备，视为当今之英雄。他对刘备说：“方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那么，为什么曹操仅仅把刘备作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英雄？为什么放眼天下的诸侯，曹操只认准了当时毫无实力、在后园种菜、韬光养晦的刘备？为什么特别看重刘备？这的确值得深思。
要知道只有英雄才能真正地识英雄，这叫“惺惺惜惺惺，英雄识英雄”。
曹操自视为英雄，在他看来，英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曹操曰：“胸怀大志，腹隐良谋。”
首先，英雄必须以天下为志。曹操自己就是以天下为志的，他也看出刘备这个人抱有高远的志向——他不会长久屈就于小小的县令，或者屈就于小小的太守，之所以会那么做，都不出于本意，刘备本人抱有更大的志向，那就是要夺取天下。
此外就是“腹隐良谋”，这是曹操出自奸雄的本性对英雄的独特诠释。曹操知道刘备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是一个看不透的人。他尽力想试探刘备，猜透刘备，他觉得别人都能够看透，就是刘备看不透。所以他觉得越看不透的人，越是个谜，对他来说也越有吸引力，所以他会把刘备视为英雄。
当然，曹操说刘备是英雄，也的确有试探的意思。试探时，谁会一笑置之？实际上刘备吓得筷子都掉在了地上，这是瞒不过曹操的。越表现出惊慌失措的举动，越能使曹操坚定地相信刘备这个人真的是“腹隐良谋”，是个英雄。
（二）庸君与强臣
从英雄的具体表现来看，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的志向不是靠着直接称王称帝去夺取天下得以实现的，而是靠着拥戴汉王朝来实现“包藏宇宙”、“吐冲天地”的志向。
于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在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这个历史过程中，一方是曹操，一方是孙权，还有一方就是刘备。在曹操、孙权、刘备这三位领袖人物当中，谁最后当上皇帝了？谁没当上皇帝呢？答案很简单，刘备和孙权都当上了皇帝，而曹操却自始至终未当皇帝，他是在曹丕称帝后被追认为魏武帝的。
还有一个问题：曹操自始至终未当皇帝，但是历代人们一直斥责曹操是奸臣，却没有人把刘备和孙权称为奸臣，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三国争霸，最后由以曹魏为代表的这一方统一了天下，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曹丕统一天下，首先称帝，他是曹操的儿子，儿子称了帝，跟爹有关系，爹得负责。
曹操平生未称帝，却在生前死后一直被人们称为奸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角度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角度，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庸君和强臣之间的矛盾。
翦伯赞在论历史人物曹操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见《曹操论集》）
皇位不稳，这是一种感觉。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这个感觉，有这种感觉的只是庸君。如果是一个明君，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是一个明君的话，会觉得反正我是皇帝，你有再大的本事也大不过我，我的地位比你高，本事就比你强。但是如果是一个庸君的话，他随时会有这个感觉，犹如芒刺在背。
对于腐朽的东汉王朝和无能的献帝，曹操最终都没有取而代之，这并非出于道德的信守和纲常的维护。他的确有僭越之心，起初因为畏惧而有所收敛。曹操诛杀吕布以后，谋士程昱劝他说：“今吕布已灭，天下震动，可行王霸之机乎？”曹操回答说：“不可。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轻举。”（卷四《曹孟德许田射鹿》）
所以小说里写“许田射鹿”，这是曹操的一次觊觎皇位的试探性举动。
曹操特意请献帝田猎，与献帝并马而行，只差一马头。汉献帝射鹿射不着，曹操用天子的金鈚箭，一箭就射中了一只大鹿。这就如前面所说，曹操是全能冠军，打猎也在行。
群臣将校误以为鹿是献帝射中的，都踊跃而来，向献帝高呼“万岁”。这时“曹操纵马而来，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当之”，当仁不让。关羽看了非常生气，想刺杀曹操，被刘备拦住了。
这次试探性举动，一方面表现出曹操那种强悍的精神，那种得理不饶人的态度，当然还有做事光明正大的性格特征。曹操赤裸裸地表现出：我就是比你强，我就是比你能。你汉献帝有这个天下，有目前这种尊贵，是因为有我曹操；没有我曹操的话，你只是被人家抢来抢去的一粒棋子，一个玩意儿。有了我曹操，才有你的地位；没有我曹操，就没有你的地位。曹操就要显示出这种姿态来。
另一方面，这种“欺君罔上”，“专权弄国，擅作威福”的行为，的确超越了君臣的名分，充分体现出曹操日益膨胀的权势欲。所以群臣对他敢怒而不敢言。
这件事对汉献帝来说确实是莫大的屈辱乔迪·钱德勒，他只能把这种屈辱深深地藏在心底，跟别人不能哭诉机动杀人，只好回家跟老婆伏皇后哭诉。他说，曹操“奸计多端，专权弄国，分毫不由朕躬。殿上见之，有若芒刺。今在围场上，自迎呼噪，早晚图谋，必夺天下。欲至临期，吾夫妇未知死于何处也！”
这时候皇后的父亲伏完建议，让献帝写一份密诏，让皇后缝在玉带里头，赐给国舅董承一件锦袍，加上这条玉带，让他把密诏带出去，好召集天下义士来讨伐曹操。
董承果然来了，接受了这个锦袍玉带。但是皇帝当面不能明说，怕被底下太监传出去。曹操很狡猾，董承穿着锦袍玉带一出宫，就见到曹操。曹操让他把袍子脱下来，他要试着穿穿，看这个锦袍穿起来好看不好看。然后东照照、西照照，看里头到底是否藏有东西。幸亏没看出名堂来。
董承感觉到这锦袍玉带里有东西，但回家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火苗掉下来，把玉袋烧着了，才看到里面藏有密诏。密诏让董承组织一帮人马来讨伐曹操，于是董承陆陆续续地召集了一帮人。但是董承实在也没有什么好主意，事情一拖长，最后败露了。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曹操杀戮七百多人，并捕杀董承的女儿董贵妃。
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化，曹操又借故杀死伏皇后，并诛杀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
这是曹操直接威胁皇室的最扎眼的两次举动，是他所有的罪行里罪大恶极的两条罪状，后代的历史学家和小说读者对此都切齿痛恨。
所以明代文人徐渭写《四声猿》杂剧，让祢衡痛骂曹操，必须把这两件事写进去，让祢衡一并痛骂。既然能威胁到皇帝的妻子、皇帝的妃子，那么肯定也就威胁到皇帝，这就是作为臣子最大的不忠。
献帝的“衣带诏”写道：“近者权臣操贼，出自阁门，滥叨辅佐之阶，实有欺罔之罪。连结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皆非朕意。”（卷四《董承密受衣带诏》）
献帝说，曹操的所作所为都不是我的意思，他是自作主张，把我架空了。从他的话里可见，献帝为了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所以要国舅董承等人“殄灭奸党，复安社稷，除暴于未萌”。
如果撇开君臣的关系不论，撇开忠不忠这种道德准则不论，曹操与献帝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无硝烟的战争。汉献帝觉得我应该有权，但是我被架空了，没有权了；曹操也觉得我应该有权，我不能放权。后来曹操在杀伏皇后时说：“吾以诚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杀汝，汝必杀我。”（卷十四《曹操杖杀伏皇后》）
既然如此，应该讨论的就不是谁忠谁奸的问题，而是汉献帝应不应该有权。
从汉献帝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九岁当皇帝，没有本事，没有功勋，仅仅因为享有继承权就当上了皇帝，他应该有权吗？
如果客观地看，我们可以说汉献帝不应该有权。真正的权应该掌握在那些懂得用权，也可以用好权的人手上，而不是掌握在那些天生就赋予权力的人手上。
应该确认的是谁能用好权，谁就应该有权，而不是谁天生就有权力。所以，谁应该有权，这是可以选择的，应该由贤者来掌权。“天下者，非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是汉末人的共识。汉献帝何德何能，为什么天下就应该是他的天下？
可见，曹操与献帝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君臣之间因权利分布不均而引起的争权夺利。
在这场君臣争权夺利的战争中，臣属于弱势，他只能靠强权、靠拳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能够靠道德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在道德方面他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叫他死他必须得死，皇帝叫他放权他当然必须放权，皇帝让他回家归隐山林他也必须归隐。
但是曹操不这么做，他已经掌握了权力，他还必须巩固住这个权力。李贽说得很明白，他说：“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续焚书·强臣论》）
能够帮助国君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臣，他的地位终究还是臣，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谋自强”。如果不“谋自强”，而甘心于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有被人杀掉的危险。西汉初年的韩信吃的就是这个亏，所以他强臣没做到头，被刘邦除掉了。
李贽又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而必先之以庸君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续焚书·强臣论》）
曹操之所以是强臣，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因为汉献帝是庸君。当时人们评价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治世、乱世，皇帝有直接的责任。因为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应该负责，所谓“罪不在天下，罪在朕躬”。天下大乱，应该罪在皇帝。皇帝是第一责任人、第一法人，就应该负全责。皇帝自己不负责，让别人负责，让别人为他巩固天下，他反而觉得别人的势力强，非把他剿灭不可，这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公平的。
反过来看，“英君多能臣”。如果是英君的话，他能够驾驭这些臣子来建立一个安定团结的社稷国家。正因为汉献帝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辅佐的是像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当然便是汉初萧何、张良、曹参那样的辅国能臣。
虽然曹操和汉献帝之间是一种权力之争，但是它并没有导致曹操篡夺皇位，反而使曹操让献帝将自己的女儿曹贵人册立为正宫皇后，把自己和皇家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有史以来，任何见识超前、才智过人的宰相，都难以得到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尚且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
曹操一生，“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他的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
但是，曹操的权势尽管不断扩大，但一不危及百姓衣食，二不阻碍社会进步，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
所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才能恰如其分。从曹操的实际行为来看，他并没有篡权夺位，还够不上“篡国奸臣”的份儿。
（三）名垂史册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到曹操在当时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他要有他自己的政治权衡，也要有他自己的历史权衡。他之所以坚持“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真心为了扶持社稷，安抚百姓，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曹操的性格有其可爱的一面，就是他不是一般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有文才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文人士大夫气质的政治家。
中国古代能写好诗、好文章的文人不少，能当好皇帝的人也不少，但是既能写好诗、好文章，又能当一个好皇帝的人并不多。汉武帝、魏武帝、唐太宗，就那么几个，扳着手指头就可以数下来。曹操是个很有文才的领袖，比汉武帝、唐太宗还有文才，在他身上显露出浓重的文人气质。
作为文人，曹操心里非常明白，人终究是要死亡的，不可能永远活下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死后的评价比生前的评价更重要，也更长久。“赢得生前身后名”，“身后名”比生前的名声更重要。所以曹操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两者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从现实利益来考虑，曹操作为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使自己“征讨有名，赏罚有制”，便于夺取更大的权力，充分满足自身的权势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让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无实权，而自己虽为丞相却操纵着天子的实权，这比起空有其名而又受到各方声讨的袁术“实惠”多了。
另外，当丞相既然已经实现了某种抱负，是不是就可以放权，回家种田去呢？既然权势已经很高了，也建立了很大功勋，那么为了表白自己没有任何二心，把权全部交出来，自己回家隐居去，行不行？
曹操说这可不行盛宠第一夫人。他说得非常明白，我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卷十二《曹操大宴铜雀台》）。我不能为了赢得这种道德的名声，就放弃自己的权力，让千秋后代的人都歌颂我，说我曹操多么伟大，在权势如此之高时放权，这很了不起，是急流勇退，像春秋时期越国的范蠡、西汉初年的张良等人一样。曹操不愿意这么做，他认为这么做是“慕虚名而处实祸”。
因为曹操非常清楚，“诚恐已离兵为人所害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放权，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他的子孙就不保了。曹操是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为了历史的评价，我可以不夺取皇位，但是我不能轻易放权，这是为子孙计，也是为我自身在世的利益计。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现实利益考虑。
曹操第三个方面的现实利益考虑，是为国家计，不能轻易放权。曹操作为奸雄，和董卓不同，他不仅仅有满足个人私欲和权势欲的一面，也有为国家考虑的一面。
曹操觉得，如果没有我在朝廷中做宰相，“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卷十二《曹操大宴铜雀台》）。这是事实，曹操死后，刘备称帝，孙权称帝，曹丕也称帝。曹操死了，汉末社会缺少了一种象征，一种国家统一的象征，所以会出现很多人称王称帝的现象，国家变得四分五裂了。
正因为如此，曹操不能轻易放权，一放权就意味着国家四分五裂。靠着汉献帝那点本事，是绝对统一不了国家的，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象征的意义上都统一不了国家。所以曹操大权在握，“舍我其谁”？
除了这三个方面现实利益的考虑，曹操还有着理想主义的考虑。这种理想主义的考虑是，如果一旦篡了权，称了帝，千秋后代都会骂我；如果不称帝，不篡位，千秋后代想骂我都骂得不到位，你没法骂到位，因为实际上我没有称帝，没有篡位。
中国古代有个十恶不赦的罪名，叫作“谋反”。所谓“谋反”之罪，就是在还没造反之时，先把他灭掉；等他造反了，那就不叫“谋反”，而是真反了。汉献帝给曹操定的最大的罪名，在他的“衣带诏”里写得很明白，就是“图谋不轨”，也就是“谋反”。
但是曹操要还自己一个清白，他认为我并没有谋反，我从来都不想篡位称帝。我只不过是想做周公，辅佐汉朝天下。顶多也不过是想做周文王，为周武王讨伐夏纣、统一天下奠定基础。这是曹操给自己的历史定位。因为曹操非常明白，他不能轻易放弃现实中的利益，也不能轻易放弃在历史上的定位。
从历史利益考虑，曹操坚持“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想要断绝古往今来的议论，使自己千秋万代不受骂名。许攸等人游说袁绍兴兵攻曹操时，宣称是“讨汉贼以扶王室”。袁绍让陈琳草檄，声讨曹操“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虽然如此，但曹操毕竟掌握了皇帝，他可以“以天子之诏”令天下诸侯，而其他诸侯则做不到。相比之下，曹操不是更为名正言顺吗？
所以当曹操兵下江南时，蒯越劝刘表的次子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丞相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这可以看出当时天下的舆论导向。
建安二十年，曹操女曹贵人被立为正宫皇后，汉朝政权完全掌握在曹操股掌之间了。曹操征西后，文武众官再次议立曹操为魏王。尚书崔琰独持异议，骂曹操是“篡汉奸贼”，被曹操杖杀。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终于被册立为魏王。即使如此，他仍然未取献帝而代之。
等到魏、吴合兵，大败关羽以后，孙权非常害怕蜀国报仇，于是上书曹操说：“孙权久知天命以归王上，伏望早遣大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
曹操看了以后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卷十六《曹操杀神医华陀》）这句话有双关含义。五行学上，汉是所谓“火德”，“居炉火之上”，就是取代汉朝，自立皇帝。曹操名义上拥戴汉王朝，实际上大权独揽，这是名利双收的事。一旦自己直接做皇帝，就可能引起多方面的反对。所以他心里明白，孙权表面上的奉承话却包藏着险恶的用心，这是要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烧烤。
所以他说：“吾自事汉三十余年，虽有功德，位至于王，于身足矣，何敢更望于外乎？”“苟天命在孤，孤即周文王矣。”这既是对自身政治角色的现实定位，也是对自身道义角色的历史定位。
小说中引诗评道：“奸雄曹操立功勋，久欲临朝废汉君。只恐万年人唾骂，故言吾愿学周文。”（卷十六《曹操杀神医华陀》）
其实，“学周文”并不是曹操的“故言”，而是他的真心话，更是他的真实行为。曹操在世时决不做篡逆之事，这在表面上显然是“忠君”的举动，是符合传统的政治道德的。因此，连深恶曹操的毛宗岗也不得不称道：“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毛本《三国演义》卷首《读三国志法》）
从历史上看，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各地诸侯纷纷而起，各霸一方，“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
刘备打下汉中后，立即称王；两年之后，又自立为帝。称王称帝，其速度之快，真有点史无前例。元末人陶宗仪说：“盖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论秦蜀》条）
而孙权继承父兄基业，不是也想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能者为王，胜者为王，这是三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无须责难。
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更不是不能当皇帝。从他的实力、权力来看，他可以轻而易举杀掉汉献帝，得到天下艾红梅，很多人都劝他这么做，他也曾经萌生过这种念头，但到头他也没这么做，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有当皇帝。
咱们看到，曹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献帝，如果要灭掉汉献帝，他怎么会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他呢？这不等于让自己的女儿守寡吗？这种蚀本的买卖他不会做。要做的话，他会干脆把献帝杀了，把他的女儿嫁给别人。但是他愿意把女儿嫁给献帝，也真的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这么做是对的，这里就涉及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这种个人选择，实际上表现出一个人的意志力和控制力。应该说，任何人都有非常强烈的欲望，一个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强烈欲望，他的精神力量、意志力量是强大的。曹操能够克制自身的欲望，坚守自身的身份，这种个人意志力的确是惊人的，是令人赞叹的。
再进一步看，当一个人有着强烈的欲望，又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这种欲望的时候，他还能控制住自己，还能够遏制自己的欲望，还能够很准确地给自己一个现实的定位、历史的定位，这种人的意志力更强大。
曹操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权力，轻而易举地把汉献帝杀了，但他没有这么做，一辈子也不会这么做。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能够恰到好处地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且是控制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的欲望，从而准确地确定自己现实的政治角色和历史的道义角色，在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强大的意志力，这种强悍的性格，难道不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吗？
曹操能够认准自己一生中的道路，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毫不迟疑，毫不犹豫，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什么地方能够越过去就越过去，什么地方不能越过去就不越雷池一步，很好地掌控自己的生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而且还能够很好地掌控历史对自己的评价，这的确是千古独一无二的奸雄！
咱们知道，尽管在历史上，曹操曾长时间地被定性为奸臣，甚至成为“大白脸”在戏曲舞台上一直扮演奸臣形象，但是作为历史人物，最终还得恢复他的真实面目。因为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得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他为汉末以后整个大的历史趋势，为晋朝的统一，立下了卓著的功勋。因为统一是历史的趋势，只有统一才能够为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安定生活。这种统一的历史趋势，是由曹操奠定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定位，谁也改变不了。
阅读曹操，我们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复杂的感受——曹操既可敬又可恶。
曹操的强悍性格，值得我们钦佩，在他的身上，有许多优点，包括这种性格的强烈感染力，都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曹操又很可恶，令人痛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杀此老贼”，这也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一种普遍的情绪。
还有一点，我认为曹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位驰骋于政治疆场的风云人物，他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存，也是为政治而死，为政治而不朽。曹操的整个人格是一种政治性的人格。作为普通人，咱们可以景仰他，敬佩他，也可以厌恶他，痛恨他，但无论如何也不会从心底里喜欢他，亲近他。
读者有可能把曹操视作一种榜样，或者一个老师，或者一个恶人，但是绝对不会把他看作一位密友。因为一旦交上这么一位朋友，何时被他出卖了，你都不会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要耍权术，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不是简单地要“解民于水火之中”的抱负，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权势欲，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就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曹操带给我们的阅读感受。作为“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我们可以多角度地认识曹操，评价曹操。这种认识和评价不仅可以增加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机会，而且可以成为认识自己、认识生命的一面镜子，我觉得这是阅读曹操更有意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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