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书香】沈胜衣：消暑书，消暑树-文汇笔会
扬州平山堂“风流宛在”匾额
| 欧阳修、苏东坡二人仕途都有升沉坎坷乃至重大挫折打击，又本质上是追求自由的书生，故其求退之言，旁人或以为矫情，在他们却是发于真心至情。如此幽衷，是要处同样情境、有同样心性的人才能领会的。
| 嵇、阮这两种“暑树”，其实都值得致意，两种人生，各有难言，又各有高风（别忘记阮籍的慷慨与悲凉、沉醉与白眼）。人世炎凉，选择什么都不必多计较其他了，只自适其适就好。
炎炎夏日，如何处之，文人消暑避暑之道，或于书间，或于树间：前者，静坐家中一隅，“设二几一椅，取说部、诗话等数十种，拉杂观之；偶有所得，辄笔记之”。这是赵绍祖《消暑录》的自序；后者，优游山中林下，“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偃仰终日”，与儿子、门生“泛话古今杂事”。这是叶梦得《避暑录话》的自序。此外传为陆游的《避暑漫抄》、陆树声的《清暑笔谈》，也都是以“暑”为题的古代笔记小书，闲览良足销夏。
先是小暑起读《消暑录》。作者赵绍祖乃清代乾嘉学派的佼佼者，读得书多，“因取昔人所聚讼不决者，钱今凡覃思幽讨，厘而辨之”；所论又平情不泥，确能使人在暑天“得片言之悟，腋欲风生”（潘恩简跋）。旁征博引的记述中，尤以几处涉及夏日植物者应时可喜。
其一，引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记荔枝故事，该书指责张九龄肇启了杨贵妃嗜荔而折腾运送。赵绍祖辨正之，指出那是厚诬张氏，“文人之不足以语古，信哉。”——这本《消暑录》有不少纠误之后对前人或考辩中拘泥古意，或“读书不细考，轻以私意疑古人”的批评，显出赵氏的见地。
其二，辨芰、菱确为一物。杜牧写过“红芰”，秦观写过“红菱”，元代李冶《古今黈》等认为菱花并非红色，他们是将芰误为能开红花的荷云云。赵绍祖则说杜、秦无误，以其亲见和引梁武帝诗，指出菱角确有殷红如胭脂者。——巧了，读过之后才发现，案头《食物本草》台历的当天小暑一页，内容正是菱角，明代宫廷画师彩绘此物，就是嫣红色的；作者明人卢和的文字有云：“四角、三角曰芰，两角曰菱。”甚喜这样的恰好对应，仿佛天意的注脚。
其三，还是《韵语阳秋》，记“欧公在扬州，暑月会客，取荷花千朵，插画屏中，又命坐客传花饮酒”。此本销夏佳话，但葛立方批欧阳修无视扬州名花、“可以奴视荷花”的芍药，不像苏轼那样为芍药办类似胜会。而赵绍祖的意见，一是谓二花“何分优劣”；二是“因笑时人作文字，方欲言此，则极力推重，而鄙视一切”的不良文风；三是说：“欧公有荷花之会而无芍药，苏公有芍药之会而无荷花，皆适然耳。”——此等态度胸怀，甚得我心。
这本《消暑录》，有一则谈到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记“白堕”酒事，提出不同看法，包括指苏东坡诗“独看红蕖倾白堕”自有所本。该条原文也涉及盛暑背景和荷花诗句（“蕖”），更妙的是，因之转去读的这《避暑录话》，所记多种暑日乐事中恰有这一件：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
这段记载，比《消暑录》转引的《韵语阳秋》文字更准确，如荷花不是“插画屏中”，而是插在“画盆”；更详细更美地呈现了“传花饮酒”的具体操作：以荷花与座位相间，主客在花丛中行酒令，歌妓捧盆荷传递，各人依次摘掉一片荷叶，轮到谁摘最后一叶就罚喝酒，这等雅兴从早到晚，披星戴月才尽兴而归。
我昔年游扬州，在平山堂所在的大明寺买了一本导览小书、马家鼎的《大明寺》徐湘涵，里面介绍平山堂旧闻，引用的就是《避暑录话》这个版本。叶梦得的记录如此详尽、权威、甚至可能是最早出处，因不同于后人的辗转得来，他接着写道，年轻时曾在大暑往访平山堂扶梯僵尸，听一个当年见过欧阳修的老僧谈那番消暑花酒的风流遗韵；而他本人念念不忘，也在山居池中种了荷花，欲仿欧阳修此等故事。（书中另一处还记，他与欧阳修的儿子有交往。叶氏在北宋末期至南宋前期身居高位，又是著名词人文士，交游广阔，博学多闻，所记典章、人物、掌故颇有一手价值。）
顺便说一下：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期间所筑平山堂，我那次参观大明寺去看了，意外发现后面就是谷林堂。这相传是苏轼后来也主政扬州时、为纪念恩师欧阳修而建，他并有《谷林堂》诗纪之，开头是：“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现堂中的对联即书此二语。从前我搜集《“谷林”典故》寄呈谷林先生，此事乃最妙的一种，另还借这诗句做题目写过谷林《书简三叠》的书评；而到我偶然实地得游之际，正逢谷林先生逝世不久，在这个师恩象征的清静处所徘徊一会，略托遥思，是恰当的寄怀了。
关于上面一再谈到的荷花，几种“暑书”中还有一条特别佳妙，出自旧题陆游的《避暑漫抄》。此书据考证非放翁所作，乃明人伪托，但且不管它，只喜欢这个书名。其杂录的散漫资料中，最出名的是宋太祖昭示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内容的神秘“誓碑”，这是至今都很发人感慨的（虽然“碑”之故事乃附会而来，但“誓”之密约或当有，参见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除此之外，我感兴趣的是这一则：
有神降于郑洚家，吟诗曰：“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
——引自唐代戴孚的《广异记》，原作一般认为是唐人滕传胤的《郑锋宅神诗》。
读此之时，正当忽晴忽雨的暑天、农历六月二十四古俗荷花生日之前，诗中忘花而取叶的潇洒曼妙情致，甚可应景。更忆起曾有一年夏天，赴港看“有情世界——丰子恺的艺术”画展，香港艺术馆门口布置的主题作品之一有“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当时就很喜爱此画，绘二童以荷叶覆头、在荷塘边比肩缓归的稚趣情态，清逸动人。那趟香江消暑闲游，十分愉快，回想起来仍情味回环。今得读原诗、重温旧画还别有所感：是的，不求折取荷花携走长伴，只是一段荷叶盖头的款步小行，便属人生苦夏的美妙记忆了。
又关于上面一再提到的欧阳修，几种“暑书”中亦有一条特别值得一提，出自明代陆树声的《清暑笔谈》。这个书名也很可人，取意近于《消暑录》，自序谓“长夏掩关独坐，日与笔砚为伍”，回忆往昔见闻，“偶与意会，捉笔成言，时一展阅，如对客谈噱，以代抵掌”。内容多为议论，涉及欧阳修的一则是：
欧阳公之切于释位归田也，至欲以得罪去。东坡谓在他人或苟以借口，若公者发于至情，如饥者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进之难，而乞身之难也。
该书多有这类仕宦进退、人生出处的深沉感言，另一则还恰好与清暑结合起来：
士大夫逢时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难，而归田为难，此东坡有激之言，至谓历官一任无官谤，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此非亲履其境、意适于中者不能道。
——这两则都源出苏轼《东坡志林》的《致仕》篇，陆树声作了演绎点评。欧阳修渴盼弃官归隐，但羁绊难去，于是情愿获罪得咎、借之解脱；苏东坡深有同感，但认为应以政绩不受非议（“官谤”）、无愧于心为前提东坡肉石，倘能这样安然辞职，便如大热天得清凉自在。二人仕途都有升沉坎坷、乃至重大挫折打击，又本质上是追求自由的书生，故其求退之言，旁人或以为矫情，在他们却是发于真心至情。如此幽衷，是要处同样情境、有同样心性的人才能领会的。比如陆树声之所以关注这个话题，因他有学识才干，却心性淡泊，多次不应朝廷征召去当官，即使当了，也一再辞去，包括不耐权臣而离职。《明史》评为：“树声端介恬雅，翛然物表，难进易退。”这等人物来发上述看似乖悖的“归田”之论，是对宠辱得失有过深入思考的安身立命之道，是“亲履其境”后得出的切实感受，大可深味。
这方面叶梦得有点相似。他虽屡任高职，但晚年辞官退隐；虽有依附蔡京等污点，但也曾因催抑贪吏遭罢黜；更身历南北宋更替的大变局，对世态有足够的认识。因此，《避暑录话》的丰富内容中同样有不少谈及仕途与世途，直追人心与人性。如一则可与《消暑录》对应的，也是夏日背景的为张九龄辩诬：
张九龄因直言上谏、得罪权奸而被罢官，其间唐玄宗赐以白羽扇，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是在秋天，谓寓意张如扇子般过时当弃，《新唐书》采用此说。但叶梦得指出实为盛夏时事，加上其他因素，不存在唐玄宗有此讽刺用意；张九龄还因之写了《白羽扇赋》，如果真是以赐扇代表废黜，而张还要献赋，那就不是他的为人了。“此正君子大节进退，而（传统说法）一言之误，遂使善恶相反，不可不辨。”——以叶氏的类似经历，所言更近其情。
《避暑录话》涉及仕隐进退之论，很强调一个“情”字。如一处赞赏弃官归隐者，引为同道；另一处记曾辞官却又当官者，叶梦得说他自己也如此，都虽“无宦情”，但为家计衣食而不得已为官，将此亦归纳为“人情”。再有一则，指有些人当官得禄，却表现出“以不仕为高，若欲弃之者中国评剧网，此岂其情也哉”。指这种人是“窃名”，“其经营有甚于欲仕”。这是因叶氏反感虚伪，最看重的操行是“无伪”。但后一则那几句话，对照前引的欧、苏，看着就有些刺眼了；不过他没有点名，不清楚有无实指。
然而叶梦得基于这种取向而点名批评的，关于竹林七贤的几则，就显得不够平情、颇令人侧目了。他一反文人主流对七贤的赞美，多作非议，尤其对阮籍大加指责，说阮表面清高实质“诡谲”，一方面“遗落世事”、反叛礼法，也曾推辞征辟、拒绝当官；另一方面却历侍司马氏父子三人，不但出任官职、受到保护，更在司马昭意欲篡位、逼夺魏室的最后关键时刻作劝进表，对比杀身成仁的嵇康，“自宜杖死”。这样刻毒的贬斥，是过于强调“无伪”而失却“人情”了吧。正好，我同时在这一七之年的七月读竹林七贤，乃引出一番感触。
要言之，对魏晋竹林七贤，不像少年时那样无条件地推崇其狂放不羁、踢脱世俗了；年纪大涉世深，再来看他们的行止复趾，甚感人性之复杂，阅读的心情遂从当初的激扬转向苍茫。
《高逸图（竹林七贤）》（局部） 【唐】孙位
说来岂独阮籍呢，其他诸子，包括向来一致推崇最为清正的嵇康，都有矛盾的多面。这种复杂苍茫，源于险恶时势的艰难抉择，再心气出尘，也难免夹缝中的盘旋；再张扬个性，也要面对与社会融合与疏隔的纠葛。想想即使在“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宋代，都有欧阳修、苏东坡的“乞身之难”，那么对乱世中的竹林七贤之出处、取舍，他们在现实与理想、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进退腾挪，乃至不得不玷污名节、应酬求生渔光曲简谱，便宜宽容同情。这方面，还是南朝沈约的《七贤论》说得好，他评阮籍本可“迈群独秀”，但为“求免世难”，“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简洁的几句概括得很深刻，大概因这位“沈郎”同样身历多番时局变幻、有相同的心事，故能看得透彻。
这次阅读的一个特别收获，是发现竹林七贤的双子星嵇康和阮籍，刚好都有暑天之树的意象，恰可折射两人而又构成互相对照。
《晋书·嵇康传》：“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原来嵇康以文士而锻铁、冷对钟会而结怨的经典场面，是在夏日。那棵柳树虽能遮阴，却更反衬出嵇康热天偏不避暑、对着火炉“趁热打铁”的乖张放达。从这个少有人注意的时间细节，可见出他的任性傲世，有意犯忌。他不是不清楚要遁世避祸，也学过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但终是秉性耿介，鄙夷俗情，知其不可而为之，注定了被杀的悲剧，却也定格了为人称道的刚直高洁。夏柳无言，见证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名士风度。
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之七：“炎暑惟兹夏，三旬（按指农历六月）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参差。徘徊空堂上，忉怛（按指忧思劳心）莫我知。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此诗的诸家注释，多牵扯到其时晋将代魏的背景，包括“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两句也被作这方面附会。还是清人吴淇解得好：“嗣宗咏怀诗极抑郁难堪，惟此篇芳树二句稍有闲适意；而上又着炎暑二句，是于难堪时得一刻闲适；却又叹岁不我与，人莫我知，反增一番忉怛。”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亦认同此说。
不必管阮籍的忉怛是否真有具体政治背景，只看作对时光、对生命本质的形而上思虑，那份广大的忧患悲怀也是写得很好的（我认为阮籍的最大成就在于这类诗篇）。而那棵炎夏中的芳树（有谓下句的“青云”也是芳树的绿叶垂荫之象），可让人避暑如避世，是他以悲情命运留给后世的片刻闲适。
嵇、阮这两种“暑树”懒尊邪少，其实都值得致意，两种人生，各有难言，又各有高风（别忘记阮籍的慷慨与悲凉、沉醉与白眼）。人世炎凉，选择什么都不必多计较其他了，只自适其适就好。
关于树木的适意，叶梦得《避暑录话》有多处写到，并屡次记其山居的种植。如有一则说，打算在居室周围种满松杉桐竹数千，在林荫间“策杖山行自课”，自得其乐，谓“人生不能无役，闲中种木亦是一适。”
——暑日读这些消暑之书，甚感也可以当作避暑之树，求得“适然”的“一适”也。
2017年7月22日大暑，
及其后数天。
本文刊于2017年8月20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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