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昆仑】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高贵--杭盖-大写昆仑

【大写昆仑】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高贵||杭盖-大写昆仑

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高贵
——文化残片的拾遗与文物式修复
——杭盖

《浚稽山》可以当成真实的历史故事去阅读,小说中涉及的事件,几乎都是史书典籍中记载过的,在这个方面,写作力求尽可能做到严谨,叙事尽可能的客观、真实,符合历史事实。任何的戏说都是对神灵的亵渎与冒犯。
在汉匈战争时期,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月氏、东胡以及坚昆、呼揭、乌孙、丁零等等。那时,生活在北海的游牧民有坚昆、丁零以及西南方的呼揭和乌孙。坚昆人是今时吉尔吉斯人的先祖,丁零人的衍进相对复杂。
对丁零人的称呼变化最多,初称狄历,后来又有高车、敕勒,甚至铁勒的称呼。造成这个音译变化的根源是同一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操不同语种的族群差异造成的,对同一名称译音不同而造成的差别。比如:先秦时期称丁零为北狄,其中包括赤狄、白狄、长狄等。就是殷商时期的鬼方。随着匈奴势力向西发展,作为匈奴主要兵员部落的丁零,有一部分随之西迁。因而,出现了西丁零。继续遗留北地的丁零就称之为北丁零。
南北朝时期,部分丁零人南迁,进入阴山、河套一带。所谓文明社会才知道十八姓高车:先是丁零六姓: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齐斤氏等六个部落;后来又有从呼揭人、鲜卑人部落里分离出来的族群与部落,它们是:泣伏利氏、吐卢氏、乙旃氏、大连氏、窟贺氏、达薄氏、阿伦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罗氏、乞袁氏、右叔沛氏。这就是后来进入中原汉地的十八姓高车的来历。
丁零人对古代中国文化贡献是留下了一首《敕勒歌》,这是由斛律部落在南北朝时的北魏、东魏和北齐三朝的大将——斛律金唱出来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
一直留在北海的丁零人则演化成今时的雅库特人和捏捏茨人。
捏捏茨人原意是食同类者。实际上,在明朝末年,生活在贝加尔湖的土著民族还处在原始状态。随着斯拉夫人进入西伯利亚原始荒原,他们才慢慢进入西方人所称的文明社会。
在苏武所处的北海,进而被囚禁牧羊时,面对的丁零人实际是一群尚未开化的原始部落人群。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漫长冬天,苏武随时可能会被这些土著民当成食物——两脚羊而吃掉。
因而,很多残忍的真实情节和场面,是今日之文明社会所无法接受的。
还有更为严峻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苏武所处的严酷的自然环境。
籍刻意将苏武描述成孤独落单的、吞毛饮雪的、悲苦无助的牧羊人,有意制造一个品质高洁、威武不屈、顶天立地的悲剧英雄,殊不知两千年前的剑水(叶尼塞河)、北海(贝加尔湖)比今时更寒冷,那里常年八个月处于冰冻期,河水在十月份结冰持续到来年的四月上游地区才能开河,其间气温处在零下二十度至五十二度之间,极端天气气温会降到零下七十一度,落单无助的单个生命体根本不可能在漫长而严酷的寒冷环境中存活下来。
苏武不是会冬眠的棕熊,如果落单。不是被丁零人当成食物,就可能成为其他大型猛兽的食物郑光荣。生活在农耕地区的人们,不懂得落单对于游牧族群的个体是多么可怕?脱离群体的落单个体是根本无法生存的。
所有北海土著民:在冬季来临,必须给身体补充大量高脂肪类食物,才能抵抗酷寒状况下的体能消耗。
因此,我有意忽略了苏武与还处在野蛮阶段的丁零人争斗情节。——实际上,这样的忽视是不对的。也是不应该的。真实的存在是应该展示出来的,演绎“狼爱上羊”这种文学荒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蠢。
然而,我没有能力去说服文明世界固定下来的认知模式,有些规则还是必须要遵守的。
《浚稽山》有相当的篇幅描写了苏武与胡女的爱情故事,拥有高贵血统的挛鞮昭云为苏武生了一个儿子苏国通,历史是有记载的,这是历代思想保守的正统学者也无法抹去的历史存在。我写的不是苏武的爱情故事,如果把这个严肃悲壮的历史事件当成爱情故事去讲述,我是不屑的。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爱情故事用过度煽情的手段描写是低能的表现。
所谓:“戏不够,爱情凑。”大抵如此吧?这话说得有些刻薄了。没办法,这也是对大量充斥银屏的煽情到滥情的--爱情作品的一种愤怒与抗议。
这部小说耗费了我三个月的时光。
《浚稽山》的初稿本该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没料到这个句号竟然拖得这么久?直到今日才了却这桩心事。
说出真实的缘由是我迟迟不愿意给挛鞮昭云的故事划上句号,只想让作品里的这个人物多活些时日。为了一直让她活着,就把她的亡故有意安排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虽不是情绪动物抗日虎贲,可她确实是一个人格高贵、值得后世敬仰的匈奴女子。这是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她曾为千古不朽的苏武生下过一个儿子。
把她的自杀安排在马背上,却不是刻意设计的,这是匈奴人的习俗如此。每个匈奴人从诞生的哪一天起,就不会再离开马背,他们在马背上搂着马脖子睡觉、吃饭、开会,奔驰,战斗……
苏武之胡妻是匈奴人,对于她的自杀描写,便不能像汉人那样,跳下马背,举着刀剑在自己的胸口上比比划划,游牧民族有自己的形为习惯,处事逻辑,思维与习俗也必然是游牧式的,不可能拿着短刀在自己胸口上划。她们知道生命最脆弱的部位在何处?只能选择割断自己脖子上的动脉血管。
苏武的妻子叫什么名字?查遍能找到的所有汉籍,均一无所获,匈奴人在汉地留下的歌谣也仅有一首。无奈之下,只得从民间的历史传说中去寻找蛛丝马迹。
苏武被囚北海之时,在於靬王的驻牧地,宁可选择死亡,也不肯投降匈奴的高贵气节,打动了敬畏英雄的匈奴人蹲点网,——匈奴大单于狐鹿姑的叔父於靬王,并将落难的苏武收留在自己的部落。
他强悍刚烈、威武不屈的人格魅力,更是打动了一个春情萌发的少女之心,美女爱英雄的传奇不能只诞生在汉地——胡地匈奴右贤王之女亦有爱慕英雄的权利,因而才演绎出这个千古悲怆的爱情故事。
在身处绝境、严酷寒冷条件下,让天性纯朴、敬畏英雄的匈奴人收留了他,苏武开始与游牧于北海附近的匈奴贵族於靬王的部落为伍,他教匈奴人结网捕鱼,调整弓弦,匈奴人则赐他牛羊与毡帐。
苏武被囚北地不久,匈奴单于且鞮侯派遣李陵前去劝降,结果人们均知。李陵是汉武帝晚期青年将领,而苏武却是年过四旬的中年官员,曾任骑都尉的李陵被匈奴单于封为右校王,赐领坚昆(吉尔吉斯)部,将女儿挛鞮拓跋居次(公主)嫁于李陵。游牧于剑水上游一带的草原。
坚昆——黠戛斯——吉尔吉斯人在古称剑水的叶尼塞河流域游牧了千余年,直到俄罗斯人东扩入侵,才被迫移牧至天山之西的山地牧场。
李陵和苏武不是两个互相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有关联的。
声名赫赫的骑都尉是个悲剧性人物,不论史圣司马迁对李陵被迫降匈表现的怎么同情,也难以改变其汉奸身份,李氏家族由于李广、李敢有大功于大汉,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李陵的同情,事实上李陵在小节上表现的也很不错。在大汉朝堂上人缘颇佳,与上官桀、任立政和霍光等名声显赫的高官保持着良好的个人情谊。
甚至,与千古名臣苏武的友谊也是深厚的。这些,都是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但不论从那个角度去讲李陵,都无法改变他汉奸的身份。这是大节,大节是民族大义关东大先生,这个原则是必须要尊重和坚守的。
李陵之胡妻名拓跋在汉籍有记载,於靬王死后族群南迁,苏武只能继续滞留北海,这时右校王委托胡妻挛鞮拓跋带人前去支助,史书中这个无意记载揭开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千古疑案,说明拓跋居次必然认识苏武之胡妻,倘若是寻常普通的胡地牧羊人之女,与单于王庭相距遥远、贵为匈奴大单于的女儿是不可能有机会认识的。这只能表明一个事实:民间传说中的苏武之胡妻乃右贤王之女属实,唯右贤王之女,才有机会在单于王庭与单于之女拓跋居次认识。事实上她们更有可能是堂姐妹。
右贤王之位只有单于之子或单于兄弟家族身份地位极尊的显赫贵族才能充任。
李陵与苏武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汉籍曾记载李陵写给苏武书信:“足下胤子无恙,请勿挂念”。那么,滞留北地、寄居坚昆的苏武胡妻倘若还活着,就必然知道苏武在长安的生存状况。
苏武出使匈奴时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北海囚禁一十九年,才回归汉地已是白发苍苍的花甲老人。他成了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与他相关的一切事件都会在长安百姓中成广为传颂的新闻,然,回归长安后,却再沒有苏武之胡妻归汉的任何消息。
匈奴五单于并立发生在公元前58—公元48年这段历史时期,李陵之子参与单于拥立失败被杀,表明李陵势力在匈奴已有拥立单于的政治实力,李陵于公元前七十四年去世,是壶衍鞮单于在位执政时期。而苏武则是公元前六十年辞世。比李陵多活了十四年。
壶衍鞮单于在位后期,匈奴已开始发生大规模南投大汉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到了南北匈奴分裂时期,更重要的是南匈奴单于率部臣服大汉王朝。
在这股势不可挡的汹涌潮流中,本来应该能看到苏武之胡妻的身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没有出现这种美好愿望。
在历史的真相中,人们应该挖掘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秘密:她到底去了哪里?
她认识苏武时,年龄应该锁定在13—23岁之间,就是在大胆推断也不可能超过25岁,古人成婚时间一般较早,对属于游牧民族的匈奴人而言,他们认识生命的本质与过程,比属于农耕民族的汉人要成熟的多,女性的婚育时间相对可能会晚一些。可能会延迟到15岁或18岁,对这样一个年龄段的匈奴少女来说,她完全可能会被具有英雄、刚烈、不屈的苏武身上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所倾倒。
唯有相同或相近价值取向的人们才能互相获得认同,对于那些敢爱敢恨的草原女子而言,苏武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传奇故事,更具情感上的杀伤力,让许许多多的胡女所痴迷,也是情理之中的。这就如同今时之中国时髦女郎崇尚迷恋欧美男人一样,大可同日而语。
当名声显赫的右贤王之女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哪个胡女敢与她争夺苏子卿?这样宣染可能有点离谱,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奉子成婚,右贤王之女强入苏武的毡帐或木屋。
在草原地带,游牧者多居毡帐。而在林木地带,大型猛兽较多,如猛虎、野猪、棕熊之类,游猎者则多居木屋。
苏武与胡女之婚,多有可能是匈奴单于或於靬王的赐婚。不论是哪位授意,主婚者只能是对苏武充满友善的匈奴贵族於靬王。
不论匈奴各部相距多远,每年要举办三次盛会:正月春祭、五月祭祀及秋祭大会蹛林。举行春祭,各部首领小会于单于王庭,规模较小。五月祭祀,大会茏城,祭祀天地、祖先、鬼神,规模较大。秋祭,在草原羊肥马壮时举行,单于在蹛林召集各部氏族部落首领举行会议,稽查各部户籍人口的增减、牲畜的繁育情况,核实军队的数目等等。这个制度的是老上单于时期,由中行说亲自制定、颁布执行的,并形成了固定的社会制定,延续至后续的游牧族群。
根据考古的匈奴墓葬群判断,匈奴单于王庭大致在鄂尔浑河上游、乌兰巴托西北方向。茏城则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东、西乌珠穆沁旗附近。而蹛林则是指林木地带而言,没有专指。
基于这样的历史记载可断,右贤王之女可能是举行蹛林秋祭时,来到於靬王的驻牧地孙羽幽。
根据《史记》提供的线索,匈奴诸王分布有明确记载的是浑邪王与休屠王在河西走廊的武威郡、张掖郡一带,犁汙王在河西走廊之北,姑夕王在通辽一带,左犁汙王在通辽、赤峰一带,日逐王在西域焉耆、尉犁一带,於靬王在北海一带。而最为显贵的左贤王在上谷郡(河北怀来)一带,右贤王在上郡(陕西榆林)一带。
左、右贤王在匈奴地位是最为显赫的,只能由单于太子或者重要的亲属领此职位,有匈奴副储之尊。这样的判断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时,在匈奴社会中漫延的时尚潮流是贵族女儿嫁汉人,尤如改革开放初期,一股崇洋迷外的社会思潮冲击世俗,国人之女以嫁欧美男人为荣,那怕对方是在自己国家领失业救济金的社会竞争中的落伍者、失败者或破产者。就知当时的民族自信已萎缩、矮化到何种程度?
从今人的社会从众心理来看,人们就没有资格对古人的价值观说三道四。
有较高社会地位及身份的汉人滞留匈奴北地,是匈奴世俗社会最稀缺的政治资源,单于能将女儿下嫁李陵、李广利就足以说明问题。因而,右贤王能将女儿嫁给苏武也是非常符合历史逻辑的。
或许,苏武与右贤王之女结为夫妻,就是宽厚而善良的於靬王从中斡旋的结果。反正,事情的真实是终于有胡女甘愿和孤独、贫困的苏武付出青春年华,并与他相依为命,疾苦终生。
李陵虽是降匈之败将,只能说明他仅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弱者,与苏武相比,他只是个普通人,却非十恶不赦之徒。否则,苏武不会与他保持长期的友谊。
在苏武被囚匈奴时,苏母亡故,也是李陵帮忙处理老人后事的,做为友人,亦难能可贵蔡小虎。特别是苏武回归长安后,苏武之胡妻与儿子是寄居在坚昆草原的。以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李陵写给苏武的书信“足下胤子为恙……”足以佐证这个分析与推论。
当汉使受君命到匈奴草原接苏武之子回归时,苏武之胡妻完全有理由强行跟随其子到汉地与夫相聚。
可惜的是苏武之胡妻理解体谅回归中原苏武之无奈,——汉天子没有接回苏武之胡妻的圣意,无疑忍受了这个令她极度痛苦残酷现实,——遵守了那个毫无人情味的旨意。在随后发生的大批匈奴人投汉的狂潮中,依然没有苏武之胡妻的身影,她究竟去了何处?
一个贵为匈奴右贤王之女的苏武之妻,必然有自己强烈的人格尊严,能与苏武在北地恩爱十多年,必有心灵与精神的共鸣之处。
苏武当初不愿降匈,逼迫之下选择了自杀古巴英雄。且自杀两次,这在匈奴妇孺皆知,苏妻之胡妻的右贤王之女也必然知晓。
毫无疑问,当儿子被汉使接回,与日思夜想的苏武团聚成了泡影,绝望之中,年仅四十余岁的自尊而刚烈的右贤王之女,决绝地选择了自杀也是历史的必然。
高贵的灵魂随南归的汉使,去追随苏武而去。这就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历史真相。一个悲壮、坚贞的爱情故事,被一个更为坚韧卓绝、忠贞不屈、毅志顽强、千古不朽的高大形象所遮挡。
作家有责任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化残片挖掘出来,如同考古修复,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还原出一个久远年代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
我并不是为宣扬苏武的爱情故事,才去撰写这部长篇《浚稽山》。
《浚稽山》目的在于坚持宣扬作者所理解的“文化认同”。
我曾接触到一本名为《宅兹中国》的书,作者是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他洋洋洒洒二十余万言,讨论“中国”叫不叫“中国”?而且说西方人是如何认识“中国”这个词的。这如同一个人的名字,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叫了几十年,突然来一个一群人说:你的名字不对,还煞有介事的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究竟为何?
这就是西方人认识东方世界的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汉学。“中国”是不是叫“中国”,在西方人的认知中,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站在道德制高点、学术制高点的西方人,为何要这么做?背后的寓意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学界有多少人在思考?西方人为何要不遗余力的倾注力量与资源,去做动摇我们文化的传统根基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何要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进行文学创作?
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问题,它已经不属于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文化议题。面对国家在经济、科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中,文化认同的问题终于被提升到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去认识。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当你经常去祖国的边地,接触到较多的兄弟民族时,就懂得、理解了这些问题的严肃性。

我曾在国企做市场其间,有了走西部五省区的十年经历。为日后的写作做了较多的积累与铺垫,于是就有了诸多讲述西部故事的作品。撰写涉及民族历史文化类的写作,是一个普通生活事件的刺激与诱发。
当时,我在乌鲁不齐的一家蒙古人开的小饭馆用餐。时间久了,与店老板熟悉起来。她是一个年轻女子,名叫巴依尔。这在内蒙,就是巴雅尔的意思。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能随意的使用三、四种语言讲话。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我知道她是西蒙古——卫拉特人的后裔,因为她的家乡在博尔塔拉,这是新土尔扈特人传统的驻牧地。
记得当时我曾说宗教信仰是可以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蒙古人,有信仰藏传佛教的、东正教的,也有信伊斯兰教的。又比如:汉族人信仰的佛教还是西域人传授的,那个传教者鸠摩罗什就是西域人。
回鹘人刚开始信仰佛教,后来受中亚人的影响,又改信伊斯兰教。
后厨的一个穆斯林小伙子特意跑出来和我理论,对这类敏感话题,我没有选择一般性的说教。当时这样告诉他: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你若想弄清楚,一定要拜访你们本民族里最有学问的贤者,他会如实地告诉你的。
小伙子觉得我说得有道理,还很友善地给我倒了一碗奶茶。
我很客气,对他也很尊重。赞许他烧的哈萨克土豆非常棒,很有味道。这是用牛肉和土豆烧炖出来的,还有一碗骨头汤一个馍馍。作为早餐,很对我的口味,几乎每天都要来餐馆吃一顿。
把这个简单的问题说出来,只源于背后潜藏的很深的一系列误会在内:
一些境外的反华势力,利用西部各个民族在教育诸方面的漏洞,给崛起的华夏之族,制造了太多的事端,这些事端是恶意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成了一个严肃的话题。
华夏文明始于三皇五帝,三皇一般指伏羲、神农和黄帝。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炎帝神农氏来自农耕民族,已被人们所熟知;而黄帝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却被后世儒家有意无意地隐去其身份。
实际上,儒家这样花费心思去掩盖历史事实是愚蠢的。
因为,后世史学家们会思考:就游牧民族的部落传承而言,其族群的名称可以随时间不断变化,但氏族部落却是稳定不变的。它可以传承千百年。
篡改历史是愚蠢的,也是徒劳的。殊不知即就是篡改了典籍史册,却篡改不了你身上携带的生物性基因。从体质人类学的视角去审视,一切掩饰的东西都将暴露出来。基因科学更是能够准确普查任何人携带的基因遗传因子,科学是一面照妖镜,一切掩盖的丑恶行径都将会暴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先秦古籍中匈奴称作猃狁,实际是轩辕的同音异写。猃狁,也叫獯狁、荤粥、獯鬻等等,都是匈奴的同音异写。汉籍有载:黄帝有二十五子未选之路,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山。幼子守灶,乃游牧民族沿袭已久之习俗。如同长子继承乃是农耕民族之习俗。
从《颛顼历》中也可发现黄帝真实身份的端倪:“端蒙单阏”“疆梧单阏”“祝犁单阏”字样的出现,均暴露出黄帝来自游牧民族的真实身份。
黄帝与帝喾使用同一种语言:古阿尔泰语族的匈奴语。“浚稽山”也是华夏先祖之黄帝的故乡,他的部族就是从这里进入中原的。也就是这部小说为何取名《浚稽山》之初衷。
在匈奴、羌、鲜卑活跃的两汉、五胡乱华的十六国以及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北地诸族中一直弥漫着一股与汉族争相追溯寻觅谁是华夏正硕——民族认同的争辩。比如:北魏孝文帝的大规模汉化改革,李唐王朝抛弃胡籍身份,冒汉姓均是如此。史学名家陈寅恪就曾质疑李世民的宗族身份,判断李氏乃鲜卑贵族李初古拔之后。唐代僧人法琳曾当面向李世民质疑:琳闻拓跋达,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之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就是说李世民祖上乃拓跋达闍之后裔。
实际上,从史实以及北地诸民族的史诗中亦可得知:北地诸族与中原汉人确实乃同宗同源:黄帝以土德之瑞称王,土是黄色的。土是世间万物之始,轩辕氏故而取名黄帝。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故有拓跋为氏族之名存世。如鲜卑拓跋部。相传黄帝娶妻嫘祖,生子昌意,昌意幼子悃被封北土,——游牧习俗,幼子守祖土。这表明黄帝轩辕氏族出自北土,后来率领自己的游牧部落转场至中原黄河流域,与神农氏炎帝部落融合。
因此,汉匈之战,看起来是两个民族争夺土地与牧场。实际上两个拥有相同血缘关系,却互相并不了解,也缺乏民族认同的族群冲突。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此处理的非常好,徐慧宣他信奉国家利益至上,却没有对匈奴实行灭族之企图:大量的匈奴部落南投大汉,并予以安置对此就是最佳的注解。
这就是我创作《浚稽山》的真实意图: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今时,国家倡导推介一带一路建设,文化建设似乎也应该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有了这个缘由,写作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
2017年8月17日于渭南

作者简介: 孟克杭盖:当代著名学者、书法艺术大家吴振锋先生曾说:“杭盖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情结的作家……”吴先生说的有几分道理:杭盖他的笔下,您能看到纯净的蓝天、吉祥的云朵、辽远的草原、清澈的河水、美丽的姑娘,还有绝尘而去的牧人。
在苍凉悲怆、冷峻傲岸、肃穆凝重、雄浑刚烈、辽远壮阔、吞吐大荒、气势如虹的叙事风格中,您能感悟到神秘、圣洁、高贵、淳朴、勇敢和西部的大美。
杭盖的创作表达于西部精神的文化表达符号融为一体: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是他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觉,旗帜鲜明的不断反复再现的旋律与主题。
人们将会看到他的长篇历史小说:《金色的乌拉尔》《北海雪》《秦岭雪》《天山雪》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滚动的呼麦》《伏羲盛宴》《血染云山》中不断呈现着这种坚定观念。
孟克杭盖是现今比较了解中国西部诸民族和中亚五国的历史及文化习俗的作家,他系统的研究过蒙古族、卫拉特蒙古族以及藏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的历史与文化,创作过多个反映西部民族风情的中短篇小说,并习惯坚持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进行阐释自己的文学创作。
《浚稽山》是他反映西部民族风情的长篇历史小说中的其中一部。
本期编辑:樊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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